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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关怀的概念是近代西方思想家提出来的,但终极关怀之意却存在于一切文化系统中。张岱年先生把古今中外关于终极关怀的思想划分三种类型:
1.归依上帝的终极关怀;
2.返归本原的终极关怀;
3.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
无论何种类型的终极关怀都与关注人的具体和直接利益的初级关怀不同,它指向人的生存之根本和最高意义,是人的精神归宿。故此,终极关怀使人安心地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它,甚至情愿为之献身。在这层意义上讲,终极关怀与人的死亡有着天然的勾连。
一
孔子思想说到底是教人成君子、做圣人,成就个人道德。这是孔子从人之为人处对人基本特质的规定,也是他认定和倡导的人生之道,是他所主张的终极关怀,其核心内容是实现“仁德”。这实际上是从人生哲学的意义上确定了“仁德”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终极本体”,即是人的存在和意义的终极源头。而求仁立德也就成为人特有的对象性活动,表达出以人自己的行为构造人自己的生命的原则,彰显了人对仁德的终极性关系。正唯如此,孔子谈及生命活动之终结的死亡总是与仁德相联,是以道德为中心,阐发了对社会各种死亡现象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带有鲜明的道德色彩。
在孔子思想中具有中心意义的仁,孔子谈论最多,却没有作概念性说明,针对不同情况,仁的解释各有不同。但视孝为仁之本则是确定的,有子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的主张完全符合或代表孔子的思想。儒家对孝的内容有许多规定,其中最具概括性的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礼和仁都是古己有之,把二者联系起来却是孔子首先提出来的。孔子意识到仁与礼在道德实践中互为手段、互相促进,礼是个人实现仁德所必需的外在途径。就是个人要获得仁德,必须接受礼的约束和监督,一方面由礼约制个人私欲,另一方面在按礼之规定行事过程中,礼所蕴涵的仁道就会逐渐深入人心,内化为仁德。实际经验证实持久的“他律”,有助于人们较普遍地形成道德觉悟,促成自觉的自我约束。
孔子认为,临丧必哀,是丧礼的最本质的内容,“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八佾》)对临丧不哀表示很大的气愤。《论语》阳货篇有段孔子与弟子关于“三年之丧”的对话,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孔子的观点与主张孝不只在物质上的“能养”一样,所看重的是人类所特有的超生物的道德情感。孔子把临丧而哀这种具有本能性的自然心理,赋予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内容时,是希望临丧而哀由一种本然的心理状态,升华为充分自觉的道德观,转化为主动的道德行为,是以道德改造和转变人的自然本性。此外,对死者的丧礼做得尽善尽美,是强化了亲子相爱之情;祭祀先祖的祭礼竭尽尊敬、真诚去做,是以超越时空方式来维系和扩大亲子相爱关系。可见,“慎终,追远”(《学而》)之教,具有使人心趋于仁的教化功效。儒家注重丧祭之礼,另一个原因是丧祭活动可以体现和维护社会等级。儒家坚信社会等级的存在天经地义,如果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去选择符合自己身份的礼,则无论贫富贵贱皆能各守其份而不淆乱,自然会相安无事,从而社会自然会井然有序了。因之,孔子容忍不得违礼的行为,孔子知道违礼就是违背仁德。“仁”从其爱人的表现形式看,似乎是一个情感问题,其本质则充分展示着理性的光辉。孔子在论述“仁”显然对情感有清楚的意识,他所强调的是人的道德情感,道德情感虽然是心理性的情感,但不是自然情感,而是对理性价值认同所产生的情感,具有精神性。现实生活中人的本体境界,总是与现象世界有所关联,总要与表象存在相沟通。于是,人就离不开能够在实际层面起指导作用的理性意识形式对情感予以的整治和提升。这样,孔子的立论就具有了合理性和普遍意义。
尤有可言者,孔子维护社会等级以及差等之爱等主张,只是在强度上或顺序上,而不是在根本上高于仁爱的基本精神。“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表明孔子把人作为一个类同其它物类区别开来,更表达出无论在什么意义上人与物相比都是最宝贵的普遍仁爱的思想,这是非常伟大的人类之爱,是对人类生命无条件的肯定。春秋后期,统治者仍在任意摧残杀戮人命。孔子从其仁爱精神出发,也基于实际施政方面的考虑,坚决反对草菅人命,就是对以俑殉代替人殉也是怒不可遏,为改变对人任意宰割的概念作出了贡献。
二
能够思考终极关怀的人认识到死对生一定是相干的,它不仅是生命过程不可逾越的界限,重要的是它的存在构成生命内在的张力,压迫人们以构成方式思索生命价值和意义这一人生根本问题。在现实生命活动中这一问题外化为强烈的人生紧迫感。这种根源于个体生命有限性的紧迫感促成孔子关注人生时,充满了“忧患意识”。孔子忧患意识的实质是生命主体面对生命有限性自己应尽责任的觉悟,其内涵可概括为孔子在论语卫灵公篇讲的“君子忧道不忧贫”。“忧贫”意指世俗的初级关怀,“忧道”则表达出儒家的终极关怀。具体说来,孔子是围绕“仁德”这一人生之道,提出了一系“忧患”。正因为孔子之忧患所指是忧“德”,从而避免和消除忧患之道就是修德进业,成为仁者,所谓是“仁者不忧”。(《子罕》)
在《论语》中我们看到孔子的死而后已的“君子有终身之忧”(《孟子·离娄下》)的观念,“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即便是已意识到“道之不行”的时候也还坚持继续为弘道行仁奋争不止,尽力而为,反映出孔子所为已突破现实因果限制,看重的是符合“仁德”的理性要求。特别是在实行仁德与求生发生矛盾二中必取其一时可以牺牲性命去成全仁道,而不能因求生而损害仁德,“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这一生死选择凸现仁德价值高于生命,并明示生命的最高价值在其道德意涵。在现实情境中,这种为“仁”而死的“死”负载了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人生所能做的最大的德行,与仁德完全融为一体,达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所以要远远高于仅仅是肉体的生命存在。这也表明孔子在倡导承担死亡的同时,也主张积极选择死亡的方式。从世代传承的角度看,人之如何死亡的方式,就是人如何参与后来的方式。“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孔子以强烈情绪化方式传达,人死不是像动物的死是一个终结,从社会历史延续存在的意义上它恰恰是一个起点,故人要对死后的“未来”负责,就是把“好名声”留存于后世。这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战胜死亡恐惧的积极方式。对死的恐惧主要来自于死亡意味着虚无或不存在,即死是生的全部毁灭的观念。人类历史上超越死亡的尝试证明,企图从物理的角度使人的活性肉体长存是完全不可行的,而只有人的各种具有社会价值的创造物,即孔子所言的“好名声”,是真正具有超越性的东西,可永存于世。在这里我们看到,孔子把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同一个永恒的存在整体(仁道)连接在一起,为人的有限存在找到了一个稳定的根基。人生的有限性,总是针对生命个体而言主,现实中的死亡就是具体某个人的逝去。如果仅从人与自身的关系来解读个体的生存,结果只能是分外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短暂性的痛苦。孔子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把人从感性个体层面的存在,提升为体现理性无限的仁德性的存在,造成人的感觉和思考的重点都发生了转向。人在这样高远的位置上思考个人的存在就与无限性的仁道融为一体,由此完成了终极关怀所追求的对生存问题的终极解决。孔子的死亡意识的实质是讲“生”,正视死亡、研究死亡、借助死亡,树立正确的死亡意识旨在服务于现实人生,或者干脆说是为“现时”服务。故此渴望现实生命,对死亡进行不息的抗争、推延死亡时间是孔子死亡意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孔子老年特别希望生命的延长。不过孔子不是单一地为长寿而“畏死”,而是他的社会使命感使然。孔子大半生为实行仁道奔走四方,到了老年发现自己的“仁”、“义”等主张,都能在《周易》中得到更深层次的支持,于是孔子感叹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以求尽可能最大限度地穷尽自己的生命能量,在生命中穷尽生命。
孔子的死亡意识通过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立法与创造,高扬人的生命强力,以抵抗和战胜死亡带来的虚无和无意义,打造人生自立自足的品性,具有很多深刻的思想,值得去学习和探究。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应该清醒注意到的与现代社会不相容乃至对立的思想和倾向。比如缺乏个体性原则,存在着对感性存在的个体生命的轻视倾向。要记住把孔子学说及其后学变成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专制杀人的利器的历史,警觉孔子死亡意识中某些倾向在现今社会的任何的异化。最后以孔子的学生评价孔子的话来结束本文,“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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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他对后世的教育活动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孔子的教育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充实。从他的教育思想中可以得到不少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孔子教育思想对高等教育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孔子教育思想对高等教育的启示全文如下:
摘 要: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关于重视品德培养,引导学生笃信躬行;团材施教,注重循循善诱,发挥受教育者主观能动性;主张博多思,学以致用等观念,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在深化德育、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改革,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高教改革;现实启示
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既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也带来了大学教育剧烈转型和深刻变化。要落实育人为本、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科学分析世情、国情和人的需求发生的变化,正视高等教育思想观念存在的偏差,从更新思想观念入手来开创高等教育的新局面。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对他的教育思想观念“温故而知新”,或许有益于我国高等教育界正在求索的改革创新。
一个新型社会当它步进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民族的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不可否认,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的教育思想观念有糟粕和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历史唯物的辩证思维方法,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社会人生精论和富有哲理的箴言,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获得借鉴和启示。
孔子教育思想的源点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他主张仁政德治,社会各阶层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以“和为贵”,促进人和、家和、国和、天地人和。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品德高尚、博学多才、和谐的人。他以“学而优则仕”、“有教无类”等理念,致力于育人,借以来推动社会的全面和谐。这种力主促进和谐的教育思想内涵丰富,本文只能针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作简要介绍。
1.德者本也,笃信躬行。
“德治”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强调道德教化,反对单靠政令刑罚治国。在育人上,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即学的原则在于发扬光明的德性,革新民心,达到完善。明确指出“大德者必受命”,“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德其名,必得其寿。”“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即只有品德高尚才能承担大任,得到地位、名利、人们的信任和长寿。这里显示出功利性,但只要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这种功利追求是合乎人之常情的。
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的基础和前提。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指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是“刚、毅、木、讷(木意质朴,讷意谦虚)”,实践仁德的标准为“恭、谦、信、敏、惠”。达到仁德的方法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强调要以制度约束自己,以己推及别人。而道德的最高境界子曰:“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毛泽东指出:“孔子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但孔子仅从教育人的角度做了浅显的解释:“不偏于狂,不偏于狷(急躁)”,“择而两端”,“善则称人,过利称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使对立面统一、联结、平衡、和谐。在品德修养上,孔子强调从自己做起,从所能接触的人和小事做起,要重视“修身”、“齐家”、“爱人”、“亲亲为大”、“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提出“益者三友”、“益者三乐”、君子有“三愆(过失)”、“三戒”、“三畏”、“九思”(《论语》季氏篇),以及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都主张从自己、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这些思想对学者品德修养及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很有借鉴意义。
2.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他爱学生,“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哭得很悲痛,别人劝解时他说:“我不为这个人悲伤又为谁呢?”伯牛病了,他前去探望,握着伯牛的手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他特别重视师生关系的和谐,提倡“当仁,不让于师。”鼓励学生崇尚真理。和子夏讨论《诗》后,说:“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孔子问子贡:“是你行还是颜回行?”子贡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说:“我和你都不如他。”还认为“子路好勇过我。”联系“三人行必有我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种谦虚的态度,促进了师生互敬互学、教学相长。他很注意观察了解学生,掌握学生的秉性、特长,有针对性的施教。诸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子在《论语》中和学生七次讨论“仁”,但回答每次都不同。樊迟问“仁”三次,先后回答是:“爱人”、“先难而后获”、“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司马牛问“仁”,回答是“其言也讱(说话笨一点)。”子张问“仁”,回答是:“恭、宽、信、敏、惠。”这些回答都有一定的针对性。《论语》中多处记载孔子与弟子平等友好地探讨学问,如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讨论治国的方法,孔子认为他们都没有谈到根本,仍然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各言其志也!”子路和冉有同样:“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这个问题,孔子回答完全相反,公西华感到疑惑,想问个明白。孔子说:“冉有总是退缩,故进之;子路好勇过人,故退之。”对个别学习有困难想打退堂鼓的人,孔子进行鼓励。冉求曰:“非不说(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批评他是自己划定界限,有畏难情绪。孔子对弟子也有严厉的批评,如讨论一个问题子路不服气,孔子说:“我讨厌花言巧语狡辩的人。”并对他讲应注意的六种品德、六种弊病:“好仁不好学,其蔽(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危害人);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说话尖刻);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从对子路的教育可见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
3.君子不器,博学多思。
“君子不器”是孔子重要的教育思想。君子是孔子心目中有理想人格高尚的人,他所追求的是培养担负治国平天下的人材。这样的人才应具有多方面的才干。孔子的六艺施教,本质上就是主张全面发展。礼、乐、射、御、书、数,大体上讲,礼是讲德,讲做人处世的规范;乐是讲美,讲陶冶情操;射、御是讲体,讲实用技能;书、数是讲智。综合起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打好基础、知识面要宽,要全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他的教育内容十分广泛,强调学好基本内容,打好基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不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认为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的和谐发展。对少数高材生才授之以“易”、《春秋》,“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孔子“五十以学易”,对于夏商周的礼仪规范要得到人们共识恪守需要论证,不能论证是“文献不足故也。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足,则吾能徵(证)之矣”。“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学而不厌”,“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挖掘研究,丰富和完善教学内容,非常可贵。
孔子在教育中把教育者看成有人性、有灵性的人,看成有丰富情感、有独特精神境界的人。他尊重人的内在因素,注重调动人的内在主动性。他在施教中注重启发、引导、促进独立思考。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即不在苦苦思索想不通、道不明的时候,不去开导;举一例而不能类推三个道理,我不重复讲了。强调学习结合,主张“学而不思刚罔,思而不学则殆”,“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日知其所亡(每天学点自己不知道的知识),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重视精益求精,主张“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好乐之者”,“默而识之(踏踏实实地学),学而不厌”,高度称赞“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在《论语》中,我们见到的是孔子对弟子优点的肯定、表扬,对不足之处的引导、规劝,促使其自觉,从而见贤思齐、扬长避短。总之,人情味很浓。
孔子的教育目标就是“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使国家“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对卫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孔子强调“富之”、“教之”。要求从政的弟子“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对子张谈从政他要求做到“尊五美,屏四恶”,其要点要:给百姓以恩惠,使百姓劳而无怨;不贪财,不傲慢,不凶猛。他不满意只学不致用的书呆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即不会处理政务,搞外交不能独立交涉,背的很多又有什么用呢?而对一位叫冉求的学生当小吏时加重了赋税更不满,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这些表明孔子力行学以致用,用必坚持仁。尽管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以培养和谐的人才促进社会和谐的理念未能实现,但其学以致用、服务社会、造福百姓的教育仍是值得推崇的。除从政外,孔子鼓励学生治学育人,在学业上要“格物致知”、“一以贯之”、“孜孜不倦”,这也是儒学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们对孔子的褒和贬可以说都到了极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近几代人的绝大多数已经远离了孔子。在国际上正在兴起的“孔子院热”,促使我们应该理性思考:孔子与现实教育能否相联?如能,继承弘扬点该是什么?作者深知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而且由于孔子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加之当前高等教育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疑难较多,“启示”很难谈!只能从解放思想的角度,壮着胆子谈几点想法,作为精浅探索,有些看法可能不合时宜。
1.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所谓育人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
这个学问就是如何更好地做人,如何更好地做事,如何将做人与做事更好地结合起来。联系孔子的教育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当前高等教育在教会学生做人、做事、做学问以及科学处理三者的关系上,不同程度的存在某些偏颇。如,“立德为先”、“德育第一”是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反复强调的,可谓“深入人心”,但实践却体现、落实得很不理想。孔子的德育是紧密结合社会变革、学生的思想和生活实际,从规范日常言行、和谐处理人与人、人与家、人与社会、人与天的关系入手,培养做人最基本的品格,如孝、弟、礼、诚、信、忠、恕、荣、耻等。以此为基础,在实践磨练中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当前高等教育的德育,体制是在党委领导下,组织政治工作干部、“两课”教师、辅导员实施内容以“两课”为主,辅以学生社团活动。由于“两课”过分强调“学科体系”,由于广大教师在德育方面难以发挥主导作用,导致德育内容不能紧密结合实际,而且难以形成合力,大有“曲高和寡”之势。在智育方面,本科教育仍然是通识教育基础上专业教育,旨在打好必要的理论基础,培养创新意识和专业技能,以及学习方法,独立思考能力。“十年树本,百年树人。”真正能创新、创业并卓越有成就要靠学生今后再学习、苦实践。把大学培养目标定得过高,违背循序渐进原则,无异于“拔苗助长”。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人为分裂,不利于人的思维、灵感的培养和人对规律的认识。这样即使有知识也难以创新。对照孔子的教学内容“少而精”,育人重视打基础,强调博学、多思、终身学习,考试方法注重听其言、观其行,重在致用,借此谋划高等教育思想和培养模式的改革应有所启发。
2.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育人为本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落实育人为本,在认识上应该说已经形成共识,但缺乏新举措,因而成交往难以乐观。究其原因可以道出若干条,如大学功能拓展在校学生急剧增加后,教学中心地位不同程度动摇;培养模式整齐划一,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教学资源整合力度不大,学科交融较以往更弱等。这里不想涉及过多,只想就孔子爱学生、注重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因材施教谈点看法。
育人为本,尊重个人兴趣、爱好、权利、尊严,重视调动人的内在主动性、创造性,注重“导”,防止无原则地“控”和“压”。目前的高等教育,从总体上看,给学生的的自主空间太小,学制、专业、课程、教师都只能按学校规定的计划去做。评定学业优劣的主要是考试分数;习惯用固定思维去制造“标准模式”和“标准答案”,不喜欢甚至不容忍学生提出异议,民主式的平等探讨很难实现;管理制度重“管”而不重“导”,“为学生成才服务”难以付诸行动,学生民主参与教学管理尚仍几乎完全停留在口头上。联想孔子把“爱人”、“忠恕”等理念付诸于教育实践,与弟子平等探讨、亲密相处,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自由发展,启发学生自己刻苦学习,独立思考,学以致用,来思考当前教育方式和教学管理改革是有帮助的。
3.被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除学术是造诣高深外,其师德堪称万世师表。
在国家四分五裂、民生困苦的条件下,他兴私学,自动担当为“治国平天下”而培养有理想、有才能的人才的重任,不收学费(收牛肉干的事现有异议),过着难苦生活,无私地兢兢业业地育人。在学术上不断进取、创新,兼容百家,取其精华,使自己的学术更丰富更完善。在敬仰的同时,应当理性思考当前在师资建设上需要重视的问题:如何发挥教师在办学中的主体作用和在育人中的主导作用。在新形势,高校教师承担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繁重任务,培养创新人才对教师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因此在继续要求教师作蜡烛、人梯、园丁的同时,要重视对其实现个人价值的关怀。职称是教师社会地位、学术水平、经济利益的综合反映,具有导向性和吸引力,是教学管理工作的“牛鼻子”。
教师职称政策要加大教学工作力度,仅出学术论文、科研成果,不教学或不认真教学的不能聘为教授,成果突出的可聘为研究员;教研论文、精品教材、教学成果、教学名师等应与相应的科研业绩同等看待,加大“学生最满意意教师”、“教学名师”的奖励力度,对成绩卓巨的教学梯队带头人和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精品教材的作者可以破格晋升。要承认开展探究式教学,辅导学习困难学生、课外关心学生全面成长等所付出的劳动,并给予应得报酬,还要大力宣传其成功经验和事迹。教师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2005年底,作者所在学校35岁以下的占42.4%,45岁以下的占78.4%,大批学历高、朝气足、勇于开拓创新青年人加入教师队伍有利于学校长远发展,但要他们熟悉教学规律、热爱教学工作、教书得法、育人有方,还需要加强培训和老教师“传、帮、带”。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2]杨叔子:《文明以止,化民成俗》,《中国高教研究》,2005年第11期.
[3]邓晓芒:《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4卷,《苏格拉底与孔子言说方式的比较》,2000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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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序幕已经缓缓拉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种种发展与变化纷至沓来,日新月异。怎样才能紧跟时代步伐,在新的形势下做好科普工作这篇大文章,是每位科普工作者不容回避、必须直面的课题。能否把科普这篇文章做好、做大、做活、做深、做细,关键在于能否树立起大科普意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如何提高中小学生科普意识和科普实践能力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全球一体化趋势日渐明显,而伴随科技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全球又已迈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提高中小学生科普意识,增强中小学生科普实践能力,是培养具备创新意识,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高素质青少年的有效途径,也是素质教育的应有之义。本文结合相关实例,分析中小学生科普意识的重要性,探究提高中小学生科普意识和科普实践能力的方法途径。
关键词:中小学生;科普意识;实践;
社会公民的科学素养水平高低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公民素质的整体质量状况,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小,在新的发展时期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1]。中小学生是我国未来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培养提升中小学生的科学素质有助于我国创新能力的持续发展,需要我们探究提高中小学生科普意识及科普实践能力的途径措施。
1.1 应试教育的弊端决定了需要转变教育理念,着力开展科学素质教育
应试教育在我国由来已久,在此教育理念的引导下,形成了家长,教师过度注重学生学生成绩,学校以升学率作为单一教育目标的教育局面,不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抑制了中小学生创新思维的形成发展。随着应试教育的弊端的显露,国家着力推行素质教育,积极开展公众科普教育,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着眼点和基本宗旨,涌现了一批先进的教学理念及教学方法,收到了较好的教育效果,中小学生科普意识也日渐提高。
1.2 提高中小学生科普意识及科普实践能力,是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保障,要培养出具有较高科学素质,具备创新思维能力的全面型人才,需要从中小学生做起。一方面这是新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我国素质教育人才培养的必然选择。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众多成就,既源于国家科学先进的方针政策,也源于我国科技的进步及普及。在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当代社会,提高中小学生科普意识,开展中小学生科普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中西方的历史发展来看,科普教育是促使科学技术得以有效转化成社会生产力的有效途径,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会促进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2]。英国较为重视科技发明创造,以蒸汽机为标志,英国掀起了工业革命的浪潮,极大提升了欧洲的经济增长效率,使西方世界最快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作为我国邻国,日本早期处于闭塞孤立的状态,自“明治维新”后,日本推行科技兴国的发展战略,在中小学教育中普及科学知识,实现了国家的飞速发展,成为亚洲的重要经济体之一。我国在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后,也积极推行“科教兴国”战略,换来了经济的大腾飞,大发展,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种种发展经验表明,科普教育是提升国家经济水平,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且必要的途径,科普教育具有突出的可行性和实效性。
3.1 学科教学中,注重科普知识的传授,发挥重点学科的带头示范作用
中小学生科普意识及科普实践能力的提高,既要依托课外科普实践场所及活动,也要注重在日常教学中向学生渗透科普知识,通过物理、化学等科学知识类的学科案例设计,发挥这类学科在普及科学知识方面的重要作用。
教师可以从中小学生的心理及行为特点出发,设计出符合中小学生探究兴趣的物理科学实验及各类科技制作,以调动中小学生对科技知识的学习积极性,做到科普知识与学科知识的有机融合,培养中小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例如在物理教学中,教师可以“彩色影子”为案例,开展科普知识教育。首先,教师可让学生通过自己动手操作,对形成的手影加以任意创作,然后提示学生思考影子的形成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最后教师提出具有较强科普性和针对性的问题:一,影子有色彩吗?是否一定就是黑色?二,一个物体是否就只有一个影子?在抛出问题后,教师可让学生根据自身的生活及认知经验,对这两个问题加以思索,让学生自由讨论,并留出特定的时间让学生畅所欲言。在学生得出自己的结论后,教师拿出事先准备的实验仪器,进行彩色影子的演示,在演示结束后,引导学生思考这一现象,然后将学生加以分组,进行分组实验操作,在实践中验证自身思路,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意识。在实验完毕后,教师让每组学生进行实验结论的汇总,教师与学生一道,揭示彩色影子形成的原因。
3.2 学校要依托教师资源,创建科普实践平台
学校作为素质教育及科普教育的主要阵地,要充分借助自身教学资源优势,积极为中小学生打造科普知识宣传及科普实践的平台[3]。组建“科普实验班”及“科普俱乐部”等多种形式的学习组织,点燃学生的科普知识研究热情。“科普实验班”与专业知识课程的学习要做到有机统一,既不占用专业课程时间,又要保持其连续性,可选在周末开课,在课程内容学习上,诸如平面镜成像、光的颜色、太阳能利用、光谱等都可以作为科普重点内容加以研究,在科技制作上,可以相应的进行万花筒、太阳能风车、魔盒、潜望镜等方面的实践操作。
学校要组织一定数量的教师开展科普案例的研究制定及科普教具的制作工作,以有效配合学科教学及科普教学的实施。
3.3 联合相关单位,开辟中小学生科普实践基地
我国自实施“科教兴国”及“科学发展观”战略以来,颁布实施了《科普法》,并加大了科普公共单位的基础设施建设,组建起了覆盖范围广泛的科普单位组织体系,各种科普馆所遍布全国各地区[4]。学校可以联合这类科普单位,开展一系列的科普实践活动,开辟出中小学生科普实践基地。
例如,南宁市的众多中小学联合了广西科技馆,在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共同开展实施了一些科普实践活动,诸如“物理科技展”、“科普大探险”、“玩转科学”等形式多样的科普实践活动,吸引了大量的青少年参与,在取得了良好社会评价的同时,又形成了充足的科普案例,能够为学校科普教育所用,形成了良性循环。
3.4 博物馆、科技馆、少年宫等科普机构组织要切实发挥科普教育的重要作用
科普馆所,诸如科技馆、博物馆、少年宫、科技活动中心等,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科普教育作用,一方面向中小学生提供科普知识读物和科普产品展览,做好科普知识宣传,另一方面要加强资源建设,为中小学生亲自动手操作相关实验创造条件[5]。
山东省科技馆注重强化自身公共服务职能,为社会提供包含物理、地理、海洋、材料、能源等多方面学科内容的科普展品,还着重强化了青少年科技产品制作、科普产品展示交流等方面的功能,在科普工艺活动组织开展上也卓有成效,取得了较好的科普教育效果,成为科普馆所发挥自身职能作用的典型范例。
总而言之,随着时代发展,中小学生科普教育更加凸显出自身重要性,在此形势下,国家、教师、学校、科普单位都要重视科普教育的重要地位,通过完善科普知识宣传及实践渠道,不断提高中小学生的科普意识和科普实践能力,以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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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这两个新名词透露了中共“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变化”。以前思想政治工作是教育人,现在提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体现了执政党对人的关怀、社会对人的关爱,严肃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始关心人内心的感受,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这拉近了执政党与人民的距离。党员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人文关怀: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设计的新思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从本质上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文关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活动及过程,将人文关怀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设计中也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人文关怀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设计 融入
1.存在对象性人格缺失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对象性实际是指载体发生作用的对象,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受教育者。受教育者的特点会直接决定着载体的设计及功能的发挥,从而进一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设计的对象性人格缺失更多的表现为忽略了受教育者的性别、年龄、性格特征以及现实需要。相同的教育内容对于不同的受教育者采取同一载体进行教学,从而导致受教育者就貌似一个个被动接受、缺乏独立见解的机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传递知识和价值要求就很难深入到受教育者心中,真正实现内化。这就导致一旦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当受教育者的需求和社会要求间产生冲突的时候,那么这种弊端就会完全暴露出来。
2.忽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情感交流的需要
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形成需要知识、情感、意志、行为全方位发挥作用。在实践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设计过程中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片面强调认知的作用,而忽视对情感交流环节的设计。没有情感的交流,那知识只能作为一般性的理论固化于人脑中,停留在表面层次上,不能真正融入到人的思想意识中,也就不能形成相应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只有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加强心灵沟通,教育者才能更深入的了解受教育者的需要,从而针对性的进行教学。
1.尊重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是思教载体设计的前提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设计应更加注重受教育者不同的家庭教育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兴趣爱好。尊重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就是根据不同受教育者精神世界发展的需要和思想实际状况来设计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首先要正确把握这种差异性,把握不同类型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规律,从而加深对受教育者的认识,以便因人而异,更好的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重学生个体的个性化发展需求;必须坚持“以学生为本,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的育人理念;充分考虑到受教育者的群体特点和个体差异。其次就是载体的运用要有节奏、有层次。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受教育者的个性特点、心理需要,发展方向来确定载体的选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激发。
2.关心受教育者的需求是思教载体设计的切入点
人的需要和感受是多层次的。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一个包含六个方面需要的有机统一体。并且每个阶段所表现出的需要是不同的,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设计首先要尊重受教育者不同层次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每天接触的事物是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同样决定着人们的需求。根据受教育者需求不断变化的这一特点,就需要教育者及时的了解受教育者,了解受教育者需要的变化,从而设计出不同的教育载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1.在教学载体设计中,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大部分是在课堂中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形式或者融入到科学文化课程各科教学中进行的。在教学过程中,教育者不能单纯强调专业知识的学习,还要充分利用每一学科自身的特点来设计教学载体,要着重注意发挥每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这就需要教育者一定要秉着人文关怀的原则,在传授基本知识、培养基本技能的同时注重与受教育者的现实需要联系起来,满足受教育者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需要。关心受教育者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调动受教育者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只有受教育者认识到自身的主体性地位,才会更乐意参与到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去。
2.在网络载体设计中,促进载体运作的双向性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网民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网络对我国的社会生活、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设计过程中应该抓住机遇,促进人文关怀因素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融合。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是有方向的,如果事物总是朝一个方向发展,那么就是单向运动,如果是朝两个方向或者多个方向发展就是双向运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运作过程更多的是偏向于单向性。
随着网络的出现,传统单向的以广播、电视一般采取单向传播的方式慢慢暴露出了自身的弊端。网络具有双向性的特点,网络载体以其交互式的传播方式即双向运动越来越体现出了它的优越性。网络载体的设计过程中要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受教育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选择教育信息,并及时作出反馈。还可以在与教育者的交流过程中利用虚拟网名,克服自身的心理弱点促使自己敞开心扉。
3.在谈话载体设计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谈话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者与一个或多个受教育者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向其传导某种思想和观念,帮助其解决某种思想问题或认识问题的一种教育形式。谈话这一载体是个体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设计过程中,要起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尊重受教育者个性,尊重其个体差异的作用,就需要充分利用谈话载体,从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设计中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因素。
谈话载体是针对个别受教育者的问题而设计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充分利用谈话载体不仅能有效的解决受教育者的问题,还能促使其更快的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谈话载体的设计过程中,还要注意尊重受教育者,平等待人,因为在谈话过程中,受教育者与教育者是面对面的交流,受教育者能直接感觉到自己是否受到尊重,是否受到平等对待,这将会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同时还要注重情理交融,不能单纯的摆道理,要在这个过程中“察言观色”,注意到受教育者心理和情绪上的变化,适时地改变方法,将人文关怀融入到每一个教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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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是一种在二维的平面上以手工方式临摹自然的艺术,在中世纪的欧洲,常把绘画称作“猴子的艺术”,因为如同猴子喜欢模仿人类活动一样,绘画也是模仿场景。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西绘画里一个顶触目的差别,就是画面上的空间表现。我们先读一读一位清代画家邹一桂对于西洋画法的批评,可以见到中画之传统立场对于西画的空间表现持一种不满的态度:
邹一桂说:“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具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
邹一桂说西洋画笔法全无,虽工亦匠,自然是一种成见。西画未尝不注重笔触,未尝不讲究意境。然而邹一桂却无意中说出中西画的主要差别点而指出西洋透视法的三个主要画法:
(一)几何学的透视画法。画家利用与画面成直角诸线悉集合于一视点,与画面成任何角诸线悉集于一焦点,物体前后交错互掩,形线按距离缩短,以衬出远近。邹一桂所谓西洋人善勾股,于远近不差锱黍。然而实际上我们的视觉的空间并不完全符合几何学透视,艺术亦不拘泥于科学。
(二)光影的透视法。由于物体受光,显出明暗阴阳,圆浑带光的体积,衬托烘染出立体空间。远近距离因明暗的层次而显露。但我们主观视觉所看见的明暗,并不完全符合客观物理的明暗差度。
(三)空气的透视法。人与物的中间不是绝对的空虚。这中间的空气含着水分和尘埃。地面山川因空气的浓淡阴晴,色调变化,显出远近距离。在西洋近代风景画里这空气透视法常被应用着。英国大画家杜耐(Turner)是此中圣手。但邹一桂对于这种透视法没有提到。
邹一桂所诟病于西洋画的是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我们前面已说其不确。不过西画注重光色渲染,笔触往往隐没于形象的写实里。而中国绘画中的“笔法”确是主体。我们要了解中国画里的空间表现,也不妨先从那邹一桂所提出的笔法来下手研究。
原来人类的空间意识,照康德哲学的说法,是直观觉性上的先验格式,用以罗列万象,整顿乾坤。然而我们心理上的空间意识的构成,是靠着感官经验的媒介。我们从视觉、触觉、动觉、体觉,都可以获得空间意识。视觉的艺术如西洋油画,给与我们一种光影构成的明暗闪动茫昧深远的空间(伦勃朗的画是典范),雕刻艺术给与我们一种圆浑立体可以摩挲的坚实的空间感觉。 (中国三代铜器、希腊雕刻及西洋古典主义绘画给与这种空间感)建筑艺术由外面看也是一个大立体,如雕刻内部则是一种直横线组合的可留可步的空间,富于几何学透视法的感觉。有一位德国学者Max Schneider研究我们音乐的听赏里也听到空间境界,层层远景。歌德说,建筑是冰冻住了的音乐。可见时间艺术的音乐和空间艺术的建筑还有暗通之点。至于舞蹈艺术在它回旋变化的动作里也随时显示起伏流动的空间型式。
每一种艺术可以表出一种空间感型。并且可以互相移易地表现它们的空间感型。西洋绘画在希腊及古典主义画风里所表现的是偏于雕刻的和建筑的空间意识。文艺复兴以后,发展到印象主义,是绘画风格的绘画,空间情绪寄托在光影彩色明暗里面。
那么,中国画中的空间意识是怎样?我说:它是基于中国的特有艺术书法的空间表现力。
中国画里的空间构造,既不是凭借光影的烘染衬托(中国水墨画并不是光影的实写,而仍是一种抽象的笔墨表现),也不是移写雕像立体及建筑的几何透视,而是显示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所引起的空间感型。确切地说:是一种“书法的空间创造”。中国的书法本是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的节奏艺术。它具有形线之美,有情感与人格的表现。它不是摹绘实物,却又不完全抽象,如西洋字母而保有暗示实物和生命的姿式。中国音乐衰落,而书法却代替了它成为一种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三代以来,每一个朝代有它的“书体”,表现那时代的生命情调与文化精神。我们几乎可以从中国书法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中国艺术史的时期,象西洋艺术史依据建筑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一样。
中国绘画以书法为基础,就同西画通于雕刻建筑的意匠。我们现在研究书法的空间表现力,可以了解中画的空间意识。
书画的神彩皆生于用笔。用笔有三忌,就是板、刻、结。“板”者“腕弱笔痴,全亏取与,状物平扁,不能圆混。”(见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用笔不板,就能状物不平扁而有圆混的立体味。中国的字不象西洋宇由多寡不同的字母所拼成,而是每一个字占据齐一固定的空间,而是在写字时用笔画,如横、直、撇、捺、钩、点(永字八法曰侧、勒、努、趯、策、掠、啄、磔),结成一个有筋有骨有血有肉的“生命单位”,同时也就成为一个“上下相望,左右相近。四隅相招,大小相副,长短阔狭,临时变适”(见运笔都势诀)。“八方点画环拱中心”(见法书考)的一个“空间单位”。
中国字若写得好,用笔得法,就成功一个有生命有空间立体味的艺术品。若字和字之间,行与行之间,能“偃仰顾盼,阴阳起伏,如树木之枝叶扶疏,而彼此相让。如流水之沦漪杂见,而先后相承”。这一幅字就是生命之流,一回舞蹈,一曲音乐。唐代张旭见公孙大娘舞剑,因悟草书;吴道子观斐将军舞剑而画法益进。书画都通于舞。它的空间感觉也同于舞蹈与音乐所引起的力线律动的空间感觉。书法中所谓气势,所谓结构,所谓力透纸背,都是表现这书法的空间意境。一件表现生动的艺术品,必然地同时表现空间感。因为一切动作以空间为条件,为间架。若果能状物生动,象中国画绘一枝竹影,几叶兰草,纵不画背景环境,而一片空间,宛然在目,风光日影,如绕前后。又如中国剧台,毫无布景,单凭动作暗示景界。(尝见一幅八大山人画鱼,在一张白纸的中心勾点寥寥数笔,一条极生动的鱼,别无所有,然而顿觉满纸江湖,烟波无尽。)
中国人画兰竹,不象西洋人写静物,须站在固定地位,依据透视法画出。他是临空地从四面八方抽取那迎风映日偃仰婀娜的姿态,舍弃一切背景,甚至于捐弃色相,参考月下映窗的影子,融会于心,胸有成竹,然后拿点线的纵横,写字的笔法,描出它的生命神韵。
在这样的场合,“下笔便有凹凸之形”,透视法是用不着了。画境是在一种“灵的空间”,就象一幅好字也表现一个灵的空间一样。
中国人以书法表达自然景象。李斯论书法说:“送脚如游鱼得水,舞笔如景山兴云。”钟繇说:“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见万类皆象之。点如山颓,摘如雨骤,纤如丝毫,轻如云雾。去若鸣风之游云汉,来若游女之入花林。”
书境同于画境,并且通于音的境界,我们见雷简夫一段话可知。盛熙明著法书考载雷简夫云:“余偶昼卧,闻江涨声,想其波涛翻翻,迅駃掀磕,高下蹙逐,奔去之状,无物可寄其情,遽起作书,则心中之想,尽在笔下矣。”作书可以写景,可以寄情,可以绘音,因所写所绘,只是一个灵的境界耳。
恽南田评画说:“谛视斯境,一草一树,一邱一壑,皆洁庵灵想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这一种永恒的灵的空间,是中画的造境,而这空间的构成是依于书法。
以上所述,还多是就花卉、竹石的小景取譬。现在再来看山水画的空间结构。在这方面中国画也有它的特点,我们仍旧拿西画来作比较观。(本文所说西画是指希腊的及十四世纪以来传统的画境,至于后期印象派、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自当别论。)
西洋的绘画渊源于希腊。希腊人发明几何学与科学,他们的宇宙观是一方面把握自然的现实,他方面重视宇宙形象里的数理和谐性。于是创造整齐匀称、静穆庄严的建筑,生动写实而高贵雅丽的雕像,以奉祀神明,象征神性。希腊绘画的景界也就是移写建筑空间和雕像形体于画面;人体必求其圆浑,背景多为建筑。(见残留的希腊壁画和墓中人影像)经过中古时代到文艺复兴,更是自觉地讲求艺术与科学的一致。画家兢兢于研究透视法、解剖学,以建立合理的真实的空间表现和人体风骨的写实。文艺复兴的西洋画家虽然是爱自然,陶醉于色相,然终不能与自然冥合于一,而拿一种对立的抗争的眼光正视世界。艺术不惟摹写自然,并且修正自然,以合于数理和谐的标准。意大利十四、十五世纪画家从乔阿托(Giotto)、波堤切利(Botticelli)、季朗达亚(Ghirlandaja)、柏鲁金罗(Perugino),到伟大的拉飞尔都是墨守着正面对立的看法,画中透视的视点与视线皆集合于画面的正中。画面之整齐、对称、均衡、和谐是他们特色。虽然这种正面对立的态度也不免暗示着物与我中间一种紧张,一种分裂,不能忘怀尔我,浑化为一,而是偏于科学的理知的态度。然而究竟还相当地保有希腊风格的静穆和生命力的充实与均衡。透视法的学理与技术,在这两世纪中由探试而至于完成。但当时北欧画家如德国的丢勒(Dǖrer)等则已爱构造斜视的透视法,把视点移向中轴之左右上下,甚至于移向画面之外,使观赏者的视点落向不堪把握的虚空,彷徨追寻的心灵驰向无尽。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巴镂刻(Baroque)风格的艺术更是驰情入幻,眩艳逞奇,摛葩织藻,以寄托这彷徨落漠、苦闷失望的空虚。视线驰骋于画面,追寻空间的深度与无穷。(Rembrandt的油画)
所以西洋透视法在平面上幻出逼真的空间构造,如镜中影、水中月,其幻愈真,则其真愈幻。逼真的假相往往令人更感为可怖的空幻。加上西洋油色的灿烂眩耀,遂使出发于写实的西洋艺术,结束于诙诡艳奇的唯美主义(如Gustave Moreau)。至于近代的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未来派等乃遂光怪陆离,不可思议,令人难以追踪。然而彷徨追寻是它们的核心,它们是“苦闷的象征”。
我们转过头来看中国山水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
中国山水画的开创人可以推到六朝、刘宋时画家宗炳与王微。他们两人同时是中国山水画理论的建设者。尤其是对透视法的阐发及中国空间意识的特点透露了千古的秘蕴。这两位山水画的创始人早就决定了中国山水画在世界画坛的特殊路线。
宗炳在西洋透视法发明以前一千年已经说出透视法的秘诀。我们知道透视法就是把眼前立体形的远近的景物看作平面形以移上画面的方法。一个很简单而实用的技巧,就是竖立一块大玻璃板,我们隔着玻璃板“透视”远景,各种物景透过玻璃映现眼帘时观出绘画的状态,这就是因远近的距离之变化,大的会变小,小的会变大,方的会变扁。因上下位置的变化,高的会变低,低的会变高。这画面的形象与实际的迥然不同。然而它是画面上幻现那三进向空间境界的张本。
宗炳在他的《画山水序》里说:“今张绡素以远映,则崐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远。”又说:“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那“张绡素以远映”,不就是隔着玻璃以透视的方法么?宗炳一语道破于西洋一千年前,然而中国山水画却始终没有实行运用这种透视法,并且始终躲避它,取消它,反对它。如沈括评斥李成仰画飞檐,而主张以大观小。又说从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不能重重悉见,这是根本反对站在固定视点的透视法。又中国画画棹面、台阶、地席等都是上阔而下狭,这不是根本躲避和取消透视看法?我们对这种怪事也可以在宗炳、王微的画论里得到充分的解释。王微的《叙画》里说:“古人之作画也,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本乎形者融,灵而变动者心也。灵无所见,故所托不动,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尽寸眸之明。”在这话里王微根本反对绘画是写实和实用的。绘画是托不动的形象以显现那灵而变动(无所见)的心。绘画不是面对实景,画出一角的视野(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而是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那无穷的空间和充塞这空间的生命(道),是绘画的真正对象和境界。所以要从这“目存所极故所见不周”的狭隘的视野和实景里解放出来,而放弃那“张绡素以远映”的透视法。
《淮南子》的《天文训》首段说:“……道始于虚霩(通廓),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这和宇宙虚廓合而为一的生生之气,正是中国画的对象。而中国人对于这空间和生命的态度却不是正视的抗衡,紧张的对立,而是纵身大化,与物推移。中国诗中所常用的字眼如盘桓、周旋、徘徊、流连,哲学书如《易经》所常用的如往复、来回、周而复始、无往不复,正描出中国人的空间意识,我们又见到宗炳的《画山水序》里说得好:“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写色。”中国画山水所写出的岂不正是这目所绸缪,身所盘桓的层层山、叠叠水,尺幅之中写千里之景,而重重景象,虚灵绵邈,有如远寺钟声,空中回荡。宗炳又说:“抚琴弄操,欲令众山皆响”,中国画境之通于音乐,正如西洋画境之通于雕刻建筑一样。
西洋画在一个近立方形的框里幻出一个锥形的透视空间,由近至远,层层推出,以至于目极难穷的远天,令人心往不返,驰情入幻,浮士德的追求无尽,何以异此?
中国画则喜欢在一竖立方形的直幅里,令人抬头先见远山,然后由远至近,逐渐返于画家或观者所流连盘桓的水边林下。《易经》上说:“无往不复,天地际也。”中国人看山水不是心往不返,目极无穷,而是“返身而诚”,“万物皆备于我”。玉安石有两句诗云:“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前一句写盘桓、流连、绸缪之情;下一句写由远至近,回返自心的空间感觉。
这是中西画中所表现空间意识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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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程要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开展知识的讲述,最后落实到应用。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谈小学数学应用意识的强化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浅谈小学数学应用意识的强化
当前,我国数学教材中的习题和考题多半是脱离了实际背景的纯数学题,或者是看不见背景的应用数学题.这样的训练,久而久之,使学生解现成数学题的能力很强,而把实际问题抽象化为数学问题的能力却很弱.面对新世纪的挑战,我们重建的数学课程应该注意将民族的数学应用成果及时纳入教育内容.在课程中及时增加反映在社会发展中的应用知识,并研究培养学生应用能力的对策,从而达到数学课程改革与社会进一步相一致.
数学课程中强化“应用”既是一个复杂问题,又是一个长期未能解决好的问题“应用”在数学教育中有许多解释,有些人为的非现实生活的例子,也可能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也可以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技能,不能一概否定。还有一类传统的例子是过分“现实”的,如直接从职业中拿出来的簿记、税收;如联系特殊地方工业的“三机一泵”.这就有一个“谁的现实”问题,这些例子只是社会的一些特殊需要,不足取.数学的重要性主要不在于这样的“应用”,它不可能总是结合学生的“现实”。
前面说的都是“现实”例子用来为数学教学服务,当数学用来为现实服务时,即当我们用数学解决问题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是用数学去描述、理解和解决学生熟悉的现实问题.这种问题不仅有社会意义,而且不局限于单一的教学,还要用到学生多方面的知识,在这方面英国数学课程设计中的课程交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所谓课程交叉就是在某学科教学过程中,突出该学科与现实生活以及其它学科的联系。英国的数学课程交叉主要表现为:从现实生活题材中引入数学;加强数学与其它科目的联系;打破传统格局和学制限制,允许在数学课程中研究与数学有关的其它问题等。
数学课程中强化“应用”意识,落实到具体,必须在教材、教学、考试等方面都要增加用数学的意识.用数学的什么呢? 可分为如下三个层次:①用结论用数学的现成公式,这是最低层次,人们最容易看到的地方。②用方法如方程的方法、图表的方法、分析与综合逻辑推理的方法等。③用思想研讨问题的一般过程,观察、分析、试验。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考虑问题;逐步逼进;分类与归一;找特点、抓关键;从定性到定量等.通过用数学,学生才能理解知识、掌握知识;通过用数学,才能训练学生的思维。
值得指出的是,与课程中强化数学的应用意识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允许非形式化。首先,应恰当掌握数学理论形式化的水平,加强对理论实质的阐述。我们非常赞同“允许非形式化”的观点,“不要把生动活泼的观念淹没在形式演绎的海洋里”,“非形式化的数学也是数学”。
数学课程要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开展知识的讲述,最后落实到应用。例如,极限概念可以在小学圆面积公式、初中平面几何中圆周率的近似值的求法、高中代数等比数列求和等处逐步孕伏,在学微积分时正式引入。只要不在形式化上过分要求,学生是不难接受并能加以运用的。
其次,应恰当掌握对公式推导、恒等变形及计算的要求。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二十一世纪对手工计算的要求大大降低。从增强用数学的意识讲,也应降低对公式推导与恒等变形的要求,否则没有时间来讲应用。要充分利用几何直观,形象地加以说明.否则应用的重点难以突出,生动活泼的思维会淹没在繁难的计算和公式推导中,“增强用数学的意识”就会落空,学生思维水平也不会提高,新内容的引入将障碍重重。
在此笔者要强调的是,要使数学课程中应用意识的增强落到实处,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数学课程应对数学建模必须给予极大的关注.数学模型是为了一定的目的对现实原型作抽象、简化后所得的数学结构,它是使用数学符号、数学式子以及数量关系对现实原型简化的本质的描述.而对现实事物具体进行构造数学模型的过程称为数学建模。也就是说,数学建模一般应理解为问题解决的一个侧面、一个类型.它解决的是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要求学生能把实际问题归纳成数学模型加以解决.从数学的角度出发,数学建模是对所需研究的问题作一个模拟,舍去无关因素,保留其数学关系以形成某种数学结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建模则是一种技术、一种方法、一种观念。
数学课程内容应是数学科学内容的“教育投影”,数学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迫切要求数学课程作出反应.人们发现,这些应用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非数学问题抽象成数学问题,借助于数学方法获得解决.因此,数学模型作为一门课程首先在一些大学数学系里被提倡.后来,人们又发现,传统的中小学数学课本中的应用仅仅是:把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商业、贸易和手工业中的问题用一定程序表达,内容只涉及计数、四则运算和测量等.这种应用无论是方式还是内容,与数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相比,相差甚远.于是数学建模作为一种教学方式在中小学受到重视,通过“做数学”达到“学数学”的目的。
综上所述,数学课程改革的思路之一就是数学课程应强化应用意识,允许非形式化,这是我们改革数学课程的关键之处.数学课程贯彻此精神,可望缩短学生发展必经的历程,尽快进入现代化前沿,适应21世纪对学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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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美术是一门必修的艺术教育课程,是对学生进行美术教育的重要途径,美术教师应大胆开拓教学活动,变革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实现美术教学以学科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小学美术教学中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创新,是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元素。不断地创新是人类活动的本质特征,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表现形式。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地开始重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也赋予了教师新的使命。根据小学阶段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知特点,美术培养对于创新思维的养成有着重要作用。美术课堂的教学效率,影响着学生的良好思维培养。文章将对小学美术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创新意识进行初步探讨。
随着我国新课标的实施,教育的一些理念和模式也在进行着全面的改革。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新要求,这就要求教师在传统教学模式基础上,融入创新的元素,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进而提高整体学习效率。小学阶段的美术教育,属于一种“审美教育”。而小学美术是一门最有效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学科,良好的教学方式对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养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提高小学生的学习兴趣
美术,通过字面意思就可以理解为:一种美丽的艺术。不仅能够帮助人们陶冶情操、提高审美能力,更能丰富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随着我国当前人口增多,就业压力加大,教育界也进行着空前的改革,各个阶段的学生都要面临着升学的压力,初级阶段的教育水平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被更加重视。从这个层面看来,小学生升学择校对于家长来说也有一定的压力,进而将压力带给学生,导致如今小学生都压力过大,再加上教师教学方式及水平等原因,课堂教学内容枯燥乏味,学生难以提高学习兴趣。要想做好教学,作为教师必须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小学的美术课程,则为学生的创新思维养成及拓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让学生通过提高对美食的热爱,来提高学习的兴趣,也为学习好其他学科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给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在小学美术课堂中,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是一种为做好教学的手段,目的也是让学生通过创新意识的养成,达到热爱学习的目的。美术课的宗旨是通过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学好美术知识,感受学习的乐趣,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进而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在传统的小学美术教学课堂中,跟多数学科一样,教师以讲为主,学生处在麻木的被灌输的状态,很少有互动,学生仅仅能够从一些简单的、教学规定的绘画中去感受美术,无法发挥创造力,因此难以提起学习的兴趣。为了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师应该尽一切所能改变教学方式,只有通过对教学方式的创新,才能将学生变为教学的主体,才能够让学生能够充分发挥想象力,这样才能通过激发学生兴趣来给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一)创造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氛围
我国新课改中指出:学生是学习、认知和发展的主体。教育教学活动应该充分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大胆探索,积极创造,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学生作为主体,由教师起着主导作用,服务于学生。每个人对于美术的理解有着不同的概念,小学阶段的学生特点决定着其有着特殊的想象力,作为教师不能对其强加限制,要对学生进行合理、正确地引导。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有利于学生形成初步的价值观。
(二)通过鼓励来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小学生一般都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训练学生的想象力,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想象力是否丰富,也反映着一个人的创新能力。小学美术的教学,就是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为目的。作为教师,不能对学生有着过多的束缚,这样会抹杀掉学生的创造力,使学生受限制于课本规则,不利于想象力的开展。而是应该鼓励学生大胆想象,在合理的范围内异想天开也不为过,教师要进行积极引导,这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通过丰富的活动给学生提供创新的条件
每个人都有被关注的需求,小学生更是如此。教师应该多给学生创造一些这样的机会。在进行创造力培养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开展一些活动。比如进行某一绘画教学时,可以让学生在特定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合理范围想象的开展,例如,让学生画一只小鸭子,然后通过想象编成故事,用绘画的方式予以体现,并在同学面前讲解;或者通过分组进行看图说话等。这样,既提高了学生创造力,又活跃了课堂氛围,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重视开阔学生的视野
创造,要建立在通过对原有事物的观察之上。如果没有好的观察,就不能发挥好的创造力。因此,教师要重视对学生的观察力引导,可以通过对教学内容的元素,进行相关范围的知识拓展,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让学生养成善于观察的良好习惯,培养了创造力的同时,又开阔了视野。
素质教育的观念在当前已经深入人心,教育界也在通过不断的创新机制为教学的创新进行着指导,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也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规律。小学的美术教学,正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良好途径。作为教师,应该不断总结,提升自身教育水平,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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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在意识形态的教化中学会思考的人飘浮在意识形态中。要认识真实的自我和世界,先得破解意识形态之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邓小平对毛泽东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的丰富与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 邓小平 意识形态
论文摘要: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提出了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方面。邓小平继承并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意识形态建设思想:提出以正确的、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思想,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核心,提出要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和工作重心的关系,强调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对我国现阶段的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不同、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不同,因此所采取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措施也不尽相同。但是,贯穿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在演进逻辑及基本精神又是一致的:坚决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抵制外来思潮的侵袭,毛泽东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他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准则和核心思想;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举措。
第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 〔1 〕 (P704 )而且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列主义才能指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确定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2 〕 (P768 )
面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资产阶级和封建思想余毒的侵蚀,以及苏联修正主义的侵扰,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措施。毛泽东认为,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2 〕(P784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2 〕 (P785 )因此,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一系列的思想运动,对消除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毛泽东过分估计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
第二,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作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标准。建国初期,面对国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侵袭,如何明确地判断意识形态领域人们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解答的重要难题。毛泽东审时度势制定了“六条政治标准”,作为当时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准则。毛泽东指出:“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五)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在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3 〕 (P233 )这“六条政治标准”高屋建瓴地指出了在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如何以正确的标准来规约人们的言语和行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为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权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第三,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方面。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也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首要措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有关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内容、方法、特点、原则和措施等系统的理论,认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3 〕 (P351 )另外,毛泽东明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原则就是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及时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而且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他多次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全党的大事;也不只是共产党的事,而是全社会的大事。因此,全党、全社会都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
任何社会制度都需要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来维系,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意识形态支撑自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无疑为巩固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安全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供人信仰的教条,而是科学的行动指南,不是单纯满足于为某种政治价值辩护,而是始终要求将这种辩护建立在对社会规律的科学把握上,把意识形态的辩护功能和科学认知统一起来。〔4 〕在探索和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中,在拨乱反正否定受““””影响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实践中,邓小平逐步明确了必须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内容,必须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意识形态建设思想,高举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提出意识形态建设的四项基本原则,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进一步完善了思想政治工作。
第一,提出以正确的、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思想,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面对““””后极少数人反对马列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5 〕 (P171 )邓小平提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 〕 (P39 )他还指出:“只有解放思想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5 〕 (P141 )这些科学论断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根本的思想理论指导,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引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
第二,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核心。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支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5 〕 (P164 )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核心思想和基本准则,澄清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是大非问题,为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指明了正确方向。
从内容上来看,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与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 〔5 〕 (P165 )四项基本原则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六条政治标准”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源头和蓝本,四项基本原则吸收了“六条政治标准”的核心思想,是“六条政治标准”的凝练和升华,又在“六条政治标准”的基础之上增添了毛泽东思想的新内涵,防止了思想领域可能出现的混乱,维护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确保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前进。
第三,要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和工作重心的关系。实践证明,阶级斗争不能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邓小平在反思二十年左倾错误时,坚决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邓小平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6 〕 (P141 )经过邓小平的不懈努力,党最终确立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
第四,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邓小平更加强调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绝大多数的先进科技成果,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需要辨明资本主义的哪些东西是共性的,哪些是专属资本主义的。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做‘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 〔5 〕 (P132 )对于市场经济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在1979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5 〕 (P236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6 〕 (P372-373 )这些先进的科技成果不具有阶级属性,是可以并且很好地为我所用。同时,邓小平也反复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绝不引进资本主义制度,绝不引进各种消极颓废的东西。
此外,邓小平也很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强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重要举措。面对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严重挑战,邓小平不仅强调要继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而且提出了一些新论断。他指出:“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 〔5 〕 (P342 )首先,他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应把提倡革命精神同关心、解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他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5 〕 (P146 ) “其最终结果就是使思想政治工作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走进死胡同。”其次,他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应加强正反两方面的宣传教育。一方面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全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另一方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还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同时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既维护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又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发展。
邓小平对毛泽东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启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必须处理好意识形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必须解放思想、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防止意识形态僵化和意识形态泛化。
第一,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趋势增强,加之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巨大冲击,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必须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一方面要采取各种措施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着眼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中,要严格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增强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力,引导、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在于让人民实实在在体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正如邓小平所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5 〕 (P128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提升了党对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关系的认识水平。实践证明,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实行改革开放,从而把社会主义建设顺利推向前进,才能更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
第三,防止“泛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淡化”两种极端倾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6 〕 (P375 )即使要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也要将运动严格控制在适度范围之内。正如薄一波所言:“在如何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结合起来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每到关键时刻,他总是要求我们把握好两个基本点的内在联系和紧密结合,并及时指出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和偏差,为改革开放的大船拨正航向。” 〔7 〕 (P397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淡化”问题同样受到邓小平的重视。任何社会形态都需要主流的意识形态主导,自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未间断。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咄咄逼人的挑战,我们要更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淡化”后果是可以想象的、十分危险的。苏东剧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任凭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行其道。
总之,当代中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指导地位,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防止意识形态泛化,抵制“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确保改革开放事业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前进。这是我国社会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条宝贵经验。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严高鸿,杜永吉.社会主义的科学精神与价值原则——论邓小平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8).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薄一波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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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有很多讨论君子与小人的章节,从其性格、为人、处事等多方面作比较,凸现出 君子与小人的本质不同。“和而不同”便是其中的一项。孔子及弟子们重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一方面是希望自己做君子,不做小人;另一方面是希望与君子交。“和而不同”,在儒家看来是区分君子与小人本质的标准之一。简单的说“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从而在本质上达到相近或相似。
“和”与“同”的区别,最早不是孔子提出来的。《国语》和《左传》中记载了史伯与晏子对“和”与“同”的看法,史伯的话很典型。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郑语》)“他”有“不同”的意思,在不同中找相同相近的事物或道理,也就是找“和”的过程。史伯进一步阐述了五行变化与具体事物的变化,提出五行变化与具体事物变化不同,虽然五行变化相同,但形成具体事物有可能不同,反之,具体事物表象相同,五行变化不一定相同。史伯和晏子从自然物与五行上来讲“和”与“同”,孔子把它引申到“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当中。何晏《论语集解》说:“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则同,然各争利,安得而和?”这样便把“和”与“同”彻底地归于人的不同上来,君子的看法相同,但他们所做的不一定都一样,如在教化上,有些人认为要出仕做官,有些人认为要教书育人等等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为了教化。小人看似相同,那是为了利益,如果同伴中损伤了他们的利益,很容易生成内讧,如鸟兽散。宋儒十分注重义利之辩,一般地认为义和利是水火不容的。在北宋文人党争和南宋党锢之患中经常为文人所用。宋儒结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用“义”和“利”解释了“和而不同”,认为君子的“和”是“义”的结果,小人的“同”是“利”的驱使。这种解释一直影响到清末,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和因义起,同由利生。”
以前,我也解释过“和而不同”,是从儒家的辩证法上来讲的,认为儒家尤其是理学家在动静问题上,是主静的,从而导致在处理矛盾时,以“统一”为第一位,而不是“对立”为第一位。“和而不同”正是体现了这种辩证关系。“和”就是要求在纷乱当中寻求到共同的、统一的属性。这样的理解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不是孔子原来的意思。孔子讲“和而不同”重在揭示君子与小人对事物的看法不同。君子在内心求取相同的内容,而小人求的是表象的相同,这也就是君子与小人追求的理想不同,处事的态度不同。在我看来,君子首先要“立乎大者”,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如果坚持了自己的理想,信念永不到,也便是“和”;至于如何来实现,便不必只守一条道,需要开辟新途径,探索如何能事半功倍。宋儒提出的“义利之辩”很有启发性。儒学中的“义”是起指导、节制、贯串作用的,任何一德,必须服从义的指导,接受义的节制,为义所贯串,而后始能长保其价值,不至转成恶德。孔子思想中的“仁”与“礼”的具体表现就是“德”,分门别类的德有好多中,义便是在其中起连接作用的。
“和而不同”也可以这样理解,“和”是抽象的,“同”是具体的。从史伯到宋儒清儒都在不同程度地讲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讲,学习儒学,有时也学习史学、道家思想、佛学等,都是要找“和”,这样找,一方面就是读书明理,另一方面就是在实际中体会玩味,不断改造自己看法。从尽信书到无书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创新,把所得知识容入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去的过程,把这些知识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些知识便不再是书上的了,而是自己的,也便无书了。书本只能提供抽象的知识,如史书,其中的人与事不可能完全重演,需要自己从中得到认识,这种认识也是抽象的。“求同存异”和“和而不同”是有区别的。“求同存异”是要找其中相同相近的部分,可以是道理深处的,也可以是事物表象的,达到一定的共识;“和而不同”主要是找其中道理深处的相同相近的部分,不在乎实现途径的不同。与人交往既要“求同存异”,又要“和而不同”,需要认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也需要认识到别人本质上与自己的共同点,无论是道理上,还是在处事途径上可以找到其共同处,促进互相发展。
总而言之,无论是什么样的道理,都需要去体悟,使之成为自己的认识,“和而不同”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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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的思想体系最起码有三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一是孔子有没有思想体系?二是如何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的构成是怎样的?三是用那些材料来证明或“复原”这个思想体系?首先应该说明,我们现在常说的“思想体系”或“学说体系”是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认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其思想必然是成体系的,研究他的思想,重要的就是完整、深刻地理解他的思想体系。然而事实上对哲学家、思想家本人来说,他不一定都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体系建构的,在很大程度上说,他有什么样的思想体系是后来研究者进行“复原”或“重构”的结果。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的研究来说,尤其存在这样的情况。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也无可厚非。所以,我们还是按照学术界的研究习惯,我们仍然可以认定孔子各个方面的思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这个前提下,来相对地理解他的思想观点。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体系的构成,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形成多种说法:如以仁为中心说,以礼为中心说,以中庸为中心说,以仁义为中心说,以仁义礼的统一为核心说等等。特别流行的是仁核心说和礼核心说。两说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绝对对立。仁核心说排斥礼,礼核心排斥仁。我认为,这种“中心说”、“核心说”从大的方面讲都是习惯了孔子以后二千年大一统政治体制及其相应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也是当代社会既定思维模式定向制约的结果,是迫切需要摆脱的;从小的方面讲,人们往往容易抓住一个概念、范畴当作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而忽视它的整体性,自然互相矛盾。
另外,西方学者由于对孔子思想体系的把握不够,对孔子思想评价多有误解,最典型的就是黑格尔。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①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细节的把握。另外,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对中国历史和文明发展的道路却缺乏同情的理解,也许潜意识中还有日尔曼人所惯有的那种偏见和傲慢。
今天,对孔子思想体系要深入、全面地把握,集中探讨其核心是完全必要的,但又是很不够的。笔者无意消解中心,也不想另立中心,只是想实实在在地对孔子整个思想进行深入其内的细心研习以后,再出乎其外,不带任何思想偏见和既定的思维模式来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构成,并尽力展示其原状,以实事求是地把握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西周乃至上古文化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他以平治天下为已任,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对他来说是奢侈的,他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这样,如果要说他有什么思想体系的话,那也是他在不自觉的、开放的思维方式中构建了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与历史现实水乳交融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而且最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等等。我们今天的研究可以从不同方面了解和“复原”这个思想体系。
要探讨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系,我们应该有一个基础认识,孔子的思想学说有集大成的性质。孔子展之所以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乃至人类屈指可数的大思想家、学问家,最基本的就是他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上古文化在西周是一个集大成,但在这是制度意义上的集大成,到了孔子可以说是思想学术意义上的集大成。关于这方面古来人们都有认识,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万章下》)赵岐注:“孔子集先圣之大道,以成己之圣德者也,故能金声而玉振之。振,扬也。故如金声之有杀,振扬玉音,终始如一也。”朱注:“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成者,乐之一终,《书》所谓‘《箫韶》九成’是也。金,钟属;声,宣也;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终,终之也。条理,犹言脉络,指众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圣者,德之所就也。盖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若独奏一音,则其一音自为始终,而为一小成。犹三子之所知偏于一,而其所就亦偏于一也。八音之中,金石为重,故特为众音之纲纪。又金始震而玉终诎然也,故并奏八音,则于其未作,而先击镈钟以宣其声;俟其既阕,而后击特磬以收其韵。宣以始之,收以终之。二者之间,脉络通贯,无所不备,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犹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也。”戴震亦释此句云:“圣智至孔子而极其盛,不过举条理以言之而已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条)《孟子·公孙丑上》中有人欲比较伯夷、伊尹与孔子,孟子直截了当地答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朱子语类》卷第五十八还载:当有问朱熹何谓“集大成”。朱熹回答说:“孔子无所不该,无所不备,非特兼三子之所长而已。但与三子比并说时,亦皆兼其所长。”
张载对孟子的话有深刻的理解,“孟子所谓始终条理,集大成于圣智者与!”(《正蒙·大易篇》)
《释氏稽古略》说明孔子的集大成是集古代圣王遗教的大成:“圣人生于鲁,集大成于古帝王之教也,甚矣!”
王夫之尝谓,“孔子之术,合三代之粹而阐其藏者也”(见《读通鉴论》卷三)
刘师培说:“周室既衰,史失其职,官守之学术,一变而为师儒之学术。集大成者厥唯孔子。”①
王国维论孔子的集大成云:“孔子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践躬行之学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其圆满之智如海。又多才多艺,至其感化力之伟大,人格之完全,古今东西,未见其比。”②
综上所述,古今以来人们对孔子思想学术上集大成的认识主要有这么几个含义:一是集伯夷、伊尹、柳下惠这样的三圣之事为一大成之事;二是孔子既圣且智,孟子通过所谓金声玉振,始终条理来比喻和说明;三是集三代及其以上圣王德业的大成;四是集古代思想学术的大成。
孔子思想体系大致由两个层面构成:
这方面历来就有误解,《论语·公冶长》云:“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段著名的文字,曾被《史记·孔子世家》、《汉书·眭宏夏侯胜传赞》、《汉书·外戚传》师古注、《后汉书·桓谭传》等引用,后儒也进行了阐释,影响相当之大。
《史记·天官书》云:“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正义》云:“待,须也。言天道性命,忽有志事,可传授之则传,其大指微妙,自在天性,不须深告语也。”认为天道性命,“大指微妙,自在天性”,所以不传;也有可能是传而不告。《天官书》此语,使孔子罕言性与天道的问题带有几分神秘色彩。
《汉书·外戚列传》引颜师古曰:“谓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学者误读,谓孔子之言自然与天道合,非唯失于文句,实乃大乖意旨。”在《汉书·眭宏夏侯胜传赞》颜师古还解释了孔子不言的原因:“性命玄远,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
《后汉书·桓谭传》注引郑玄《论语注》:“性谓人受血气以生,有贤愚吉凶。天道,七政变动之占也。”钱大昕承郑氏之说,认为“古书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祸福而言。”①故圣人难言之。刘宝楠《正义》云:“集解释天道,本易言之,与郑氏之据春秋言吉凶祸福者,义皆至精,当兼取之。”但程树德批评郑氏之说:“郑氏兼学谶纬,其以吉凶祸福解天道,亦为风气所囿。”②程说很有道理。
《汉书·艺文志》在论述了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而有的一系列特点以后,还特别强调儒家“于道最为高”,即把道看成是其思想的最高追求。
皇侃引太史叔明云:“六籍即有性与天道,但垂于世者可踪,故千载之下,可得而闻也。至于口说言吐,性与天道,蕴藉之深,止乎身者难继,故不可得而闻也。”③顾炎武继续其论,他说,对于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有人怀疑是不是有什么隐衷,而“不知夫子之文章,无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义,尊天王,攘戎狄,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为圣人性命之文。”④这样的解释也不够周详,如果可以这样说,那么孔子的“礼”也一以贯之于六籍及文行忠信之中,子贡为何没有“不可得闻”之叹?可见其说不可从。
又,太史叔明以子贡之言乃是“夫子死后,七十子之徒,追思曩日圣师平日之德音难可复值”⑤。所谓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当是孔门后学颇喜讨论性与天道,子贡乃追思孔子生平言论,发觉夫子罕有言及,故发此议论。这样的说法是不尽符合事实的,孔子生前也曾提及性或天道。关于性,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在回答鲁哀公“君子何贵乎天道”之问时,孔子说:“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礼记·哀公问》)天笼照大地,哺育万物,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它昼夜交替,寒往暑来,具有不可逆转的力量。是为孔子的天道观。但弟子们确实是很少听说过的,这样就给其后学留下了很大的进一步发挥的空间,所以作为七十子之一的子思,最早在《中庸》中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著名的心性论命题。性与天道又恰恰是郭店楚简最重要的话题。《性自命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所表述的思想与《中庸》所论完全相同。可见性与天道,是子思学最先派着力开拓的思想领域。子思学派从两个方面对孔子的天道观作发展:其一,认为天不仅是宇宙的主宰,而且是万物之“道”的渊源。“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郭店楚简·语丛一》)“圣人知天道也。知而行之,义也。行之而时,德也。”(《郭店楚简·五行》)天道无所不在,天道形诸于地,即为地道;形诸于水,即为水道;形诸于马即为马道;形诸于人,即为人道。因此,人性得自天命,人性即是天性。其二,是将性与天道相打通,不仅说明了人性的来源,而且为人性说取得了形而上的依据,尽管其中有玄学的成分,但却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可能正是孔子思想所未曾涉及之处。
检阅文献,孟子、荀子以及大小戴《礼记》,无不谈性与天道,当是子思影响之所及。
如大小戴《礼记》,发现有关性与天道的论述甚多,《礼记·大传》云:“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大戴礼记·礼三本》云:“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礼记·祭义》云:“是故君子合诸天道。”《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云:“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习,然后民特从命也。”《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礼器》云:“天道至教,圣人至德。”《礼记·礼运》云:“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事,协于分艺。……故礼义也者,……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宝也。”朱子说《中庸》立言之旨在说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中庸集注》)可谓深得其要。根据彭林先生的研究,大小戴《礼记》主体部分的撰作年代,与郭店楚简大致相当①,而郭店楚简又主要是思孟学派的作品。②这样,思孟学派有大量谈论性与天道的思想,到了宋明理学,其学术的主旨就是性与天道了,只不过宋儒把天道换成了天理而已。
朱熹《论语集注》卷三云:“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题本体,其实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盖圣门教不躐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而叹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贡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之言也。”《论语集注》卷四朱熹引程子曰:“若性与天道,则有不可得而闻者,要在默而识之也。”程朱认为是子贡从孔子那里知道的晚,所以发出了由衷的赞叹。特别是他们强调性与天道“要在默而识之”,倒是揭示了孔子为何罕所言及的原因,是因为性与天道关键在于自我生活的经验和直觉的体悟,在表达上就“大道难言”的问题,所以,最重要的是“默而识之”。
戴震出入释道,于是对儒家性与天道有自己的独特理解,“所谓性与天道者,及从事老、庄、释氏有年,觉彼之所指,独遗夫理义而不言,是以触于形而上下之云,太极两仪之称”③,这样就不难理解孔子的弟子“不得闻”了,孔子一生并没有坐在书斋里进行纯粹的思想体系的建构,他是在人生的、社会的实践经验中表达深化和完成其思想体系的。由于性与天道的形而上性,孔子一般不抽象地谈性与天道,这就是所谓不离事言道,所以他的弟子就很难听到了。这也成为日后中国思想的特点。
戴震还认为孔子性与天道之学主要在《易经》之中,他说:
读易,乃知畜性与天道在是。周道衰,舜、禹、汤、文、武、周公致治之法,焕乎有文章者,弃为陈迹。孔子既不得位,不能垂诸制度礼乐,是以为之正本溯源,使人于千百世治乱之故,制度礼乐因革之宜,如持权衡以御轻重,如规矩准绳之于方圜平直。言似高远,而不得不言。自孔子言之,实言前圣所未言;微孔子,孰从而闻之?故曰“不可得而闻”。是后私智穿凿者,亦警于乱世,或以其道全身而远祸,或以其道能诱人心有治无乱;而谬在大本,举一废百;意非不善,其言只足以贼道。①
由于古代典籍的散失与撺乱,我们没有直接而确切的证据来说明孔子是否真的作了《易传》,创立了他的哲学体系。但另一方面,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孔子确实读过、乃至认真研究过《周易》,因此他晚年应该有通过《周易》的研读而获得的对于性与天道的更深入的认识。这些认识也许没有几乎机会普遍的讲出来或者写出来,但他晚年的弟子一定有所耳闻,并在孔子的影响下开始重视易学的研讨,这就自然与子思学派多谈性与天道衔接上了②。
关于《周易》,传统上主要被作为卜筮之书,主要作用也是用来占卜吉凶,过去乃至现代学界易学研究的主流看法仍然认为是卜筮性的。对此,今天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质疑③,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我这里对这个问题不可能进行全面探讨,只是想说明孔子在卜筮基础上对《易传》人文意义的开发。卜筮本是原始社会巫术文化的遗存,作为巫术中的重要内容,西周以后逐渐被人文理性精神所超越,特别是孔子及其后学“序传解经”,扬弃了《周易》的卜筮性质,对《周易》的《经》《传》思想了“一以贯之”的推定。帛书《易传•要》云:
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显然,在祝卜尚流行的时代,孔子主导思想是“复其祝卜”以“观其德义”。在当时,他与史巫是“同途”的,但是他的最终目标则是“求其德而已”——是“殊归”的,他只是把卜筮作为圣人寻求德义的手段之一。因此,他认为君子应该通过德行仁义求福祗求吉利,而把祭祀和卜筮放在次要的位置,并尽量减少祭祀和卜筮。这样,孔子就使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祝巫卜筮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被赋予了道德实践工具的新意义。从此,《周易》摆脱了原始巫术形态,成为合《经》《传》为一体的“一以贯之”的“易学”体系,容纳和体现了先民在上古文明创造活动中焕发出来的哲学智慧、道德理想与神圣意识。这三者三位一体,两两相对相关,且在历史的运动和思潮的激荡中彼此互为消长,发挥其不同的文化功能,体现为不同的文化风貌。#p#副标题#e#
当然,孔子对易道的阐发如果只是停留在一般的道德层面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孔子也没有停留在这里,正如有论者所说:“以道德的角度阐扬易理,不是孔子的发明,孔子作《易传》的真正价值并不在此。”“孔子作《易传》,为道德的合理性提供了最终的形而上学依据,并因之确立了深邃、严密的贯通天人的‘性命’(尽性至命)修养学说。”④这一点,章太炎先生早就看出来了:
孔子赞《易》之前,人皆以《易》为卜筮之书。卜筮之书,后多有之。如东方朔《灵棋经》之类是。古人之视《周易》,亦如后人之视《灵棋经》耳。赞《易》之后,《易》之范围益大,而价值亦高。《系辞》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大道,如斯而已者也。”孔子之言如此。盖发展社会、创造事业,俱为《易》义所包矣。此孔子之独识也。①
今天,也有学者推定“尽性知命”为“性与天道”的理论形式主要体现在《周易·说卦传》和《中庸》之中,并且开辟了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思路对这方面思想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对《周易》“形而中者之谓卦”到“形而中者之谓人”再到“形而中者之谓神”进行了贯通的推定,认为“道”与“器”的关系,是以“卦”承诺形而中的主体,以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因此,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之主体者,人也。故以“卦”承诺的主体可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也就是说,形上和形下统一于形而中之主体,形式为卦,承诺和推定者是人。在这里,“形”作为主体推定的基础,以形而中者谓之卦作为承诺和推定的形式,从而推定形上和形下,构成形上、卦、形下统一的哲学体系,使《周易》的哲学模式得以外化,再现了中国哲学的独特体系。《周易》哲学具有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完全不同的体系性,就在于以其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形而中论哲学体系,推定和承诺了主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科学价值。这就使《周易》成为哲学性及科学性统一的思想形式。②①
总之,由于 “尽性知命”的“性与天道”之学的高深和需要悟证,孔子确实没有进行“普及”,而是与颜回这样有“中人以上”素质的学生进行过探讨,于是在庄子里面便出现了孔子的“心斋”和颜回的“坐忘”之说,其他“中人以下”素质的学生自然就“不可得而闻也”。这说明,孔子“性与天道”之说是子贡得未曾闻,并不是孔子得未曾言。至于子贡得未曾闻也许有许多原因,其中比较重要的应该是怕他的素养不高的学生会误解这方面的思想,损害了思想本身,更有可能使学生误如歧途。在中国思想史上,由于在《论语》中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和曾子“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再加上后儒把儒学纳入治国之术(汉代)和心性学的发展(宋明理学),遗落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形上基础。
这一层面是这样结构的: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与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被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中和论”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修己是治人的前提和条件,治人是修己的目标和归宿;而修己和治人两大部分思想内容的构建又是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和”是完成整体构建的方法论原则和标准。
1.1 孔子对执政者提出了“正己”的要求,孔子认为,在任何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执政者与臣民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而在二者当中,孔子又最注重执政者的作用,认为执政者的好坏决定了社会治理的好坏。因此,他对执政者的政治道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就是“正”。当季康子问政与孔子,孔子对 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这就是说,执政者必须从端正自身开始,通过其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去治理民众(正人)。这样,才能造就一个良好的秩序社会。这就是古代的所谓“典范政治”的基本要求。执政者正,便可不令而行,风行雨施,及与下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推论,认为政治过程是一个由修己到治人的连续过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在孔子看来,修己为为政之本。安,就相当于今天的社会稳定。社会何以能稳定?不是靠压迫和欺诈,而是要在“修己”基础上建立社会的正义和规范——礼乐刑政一整套东西。朱熹注云:“圣贤之道,进则救民,退则修己,其心一而已矣。”可谓深得圣贤旨意。
1.2 孔子还对以执政者为主体的社会各阶层提出了“克己”的要求。这就是有名而也有误解的那句话:“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这句话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纲要,涉及到了礼、仁,而以“克己”作为复礼归仁的实践要求。对于“克己”的“克”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释为“胜”、“克制”,一是释为“能够”、“堪能”。从《论语》的有关论述看,把“克”解释成“克制”似乎更符合孔子的本意。其实,孔子自己对“克己”自有一套论述的。
在他看来,“克己”的一种方式是“约”,即约束。《里仁》云:“以约失之者鲜矣。”朱注:“谢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谓约。尹氏曰:凡事约则鲜失,非止谓俭约也。”这就是说,能够自我约束不放纵就可以少犯错误。他又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朱注:“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程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颜渊》)颜渊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朱注:“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约我以礼,克己复礼也。”可见孔子是从学与礼的相反相成中来谈的,学要博,礼要约。“约之以礼”与“克己复礼”是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指以礼来克制、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
“克己”的另一种方式是“自戒”。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自戒便是自爱,便不会走入人生的误区。孔子在回答樊迟问如何“辨惑“时,讲的不是分辨是非之道,而是自戒。他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颜渊》)“克己”还要自省、自责、自讼。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朱注:“思齐者,冀己亦有是善;内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恶。”前者是积极的向善,后者是消极的自防。曾子还更明确地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朱注:“尹氏曰:曾子守约,故动必求诸身。”是说曾子注重内在修养,事事反求诸己。反省,是人的自我意识成熟的标志。经常反省,有错改之,无错则免。他还语重心长地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但一般人很少有自责精神,孔子感慨地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
孔子“克己”最彻底的要算“不争”、“无争”了,这与道家思想甚为接近,是早期儒道关系还不紧张时手道家的影响,也说明儒道思想的有同一的一面。子曰:“君子矜而不争,当而不群。”(《卫灵公》)这是辨证而正面的要求。又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可见,不争也不是绝对的任何如何竞争,而是认为应有正当的符合礼乐文明的“争”。
1.3 孝悌是修己的又一基本内容。孝指尊敬顺从父母,悌指尊重兄长,是中国古代处理家族内部两大关系的基本要求。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学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由于当时的家族组织与行政这关系密切,在家能孝悌者,在政治上必定能敬重君主、公卿,所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因为孝悌与政治相通,因此当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时,孔子回答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
在孝悌中间,孔子更重视孝,认为这是“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朱注:“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孝悌成为仁民爱物的根本。那么,如何做到孝呢?一是合礼。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生前死后都能以礼待之,便是孝。二是真情实感。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同上)即就是说,赡养父母要有敬重的感情,不然,与对待犬马就没有分别了。
1.4 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与人关系时要爱人。当樊迟问仁时,孔子说:“爱人。”(《颜渊》)历来对仁的解释众说纷纭,然而爱人是其基本的精神,是修己之学的根本。这里的“人”是一种泛称,是一个类概念,是超越了阶级、种族的局限。
孔子认为“爱人”的具体表现和方法就是“忠恕”。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所谓“忠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这样由己及人,人己对待。对己,要求“克己”;对人,要求“爱人”。二者统一于“仁”之中,是修己之学的两个支点。
1.5 以“仁”的精神,贯彻于政治生活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做到尊五美、屏四恶。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这些是对君子从政的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要求,是以“中和”为原则,融道德与政治为一体,混修己与治人为一团,是其后儒家修齐治平的先导,对中国士人政治思维影响既深且巨。
关于修己方面还有忠、信、智、勇、恭、宽、敏、直等,可以说与前面所述组成了一个大的系统,构成了由个体出发的人生道德的一极,但这一极绝不是封闭的,纯粹的,而是开放的,与下面要讲的另一极——治人是相通相连的。
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实际上就是孔子的治国思想。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的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形成了以礼乐教化治国安邦的总体思路。
2.1 孔子对周礼抱着很尊敬的心态,而在实际上又有所损益。在继承中创新,目的是为了救世。孔子是十分崇尚“周礼”的,在《论语》中多次谈到自己对西周礼乐的向往。子曰:“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泰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这态度谈和感情毕竟是有一定的保守性的,因为周礼再好,也只是代表一个逝去了的时代,尽管那个时代曾经确实是辉煌的。
如果孔子果真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一味地维护周礼,那他肯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守派。但是,事实上,他对周礼也有许多不满之处,并在推崇周礼的前提下,对周礼进行了许多“损益”。如“周礼”重视祭祀鬼神,而孔子在回答樊迟问知时则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子路问事鬼神的问题,孔子明确地告诉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他的弟子都认为“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孔子重人事轻鬼神,革新了“周礼”的基本精神。又如“周礼”规定的宗法制、世袭制在孔子这里也被打破了,他提出了的“举贤才”(《子路》)打破了亲亲尊尊,主张“学而优则仕”(《子张》),向社会打开了取士的大门。
孔子通过对周礼的损益创造性地提出了“仁”的思想,使之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制高点,并与“礼”配合,在修己的同时治人,在人的伦理道德完善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良好秩序。
2.2 孔子继承西周德治思想,总结春秋德礼思潮,提出了“德化”、“礼治”的治国思想。
孔子不满当时“天下无道”,动荡不安的社会,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世情怀,奔游列国,汲汲以求,倡导“德化”、“礼治”。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他提出“为国以礼”(《先进》),集中表达了他对礼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除了重视德、礼,孔子也没有忽视政、刑在治国理民过程中的重要性,他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朱注:“道,犹引导,谓先之也。政,谓法制禁令也。齐,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从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无耻,谓苟免刑罚。而无所羞愧,盖虽不敢为恶,而为恶之心未尝忘也。礼,谓制度品节也。言躬行以率之,则民固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礼以一之,则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可见,孔子认为在治国理民过程中,德、礼与政、刑都是不可缺少的,不过,在这四者当中他是有先后的,这就是德、礼为先,政、刑为后。
孔子先德、礼,后政、刑的思想还体现在下面几个关系上: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他主张先经济后政治,也就是先富后教。冉有问为政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孔子回答是民富起来,而后再进行教化。又子贡问为政,他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同样把足食放在首位。
在惠与使的关系上,他主张先惠后使。孔子认为使民是必然的,但不能无条件地使,应该是先惠而后使,“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在教与杀的关系上,孔子提出以直正枉,先教而后杀。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为政》)孔子回答:“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季康子问政与孔子,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
3.3 孔子认为“治国以礼”既要注重形式,又要注重精神实质。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认为玉帛、钟鼓是礼乐所不可少的,但只是限于形式上是不够的,要注重礼的精神。
礼的精神主要体现为“仁”、“恭”、“敬”、“让”、“情”等方面。“仁”是礼的最根本的精神内容。孔子是:“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意谓不仁的人,怎么能谈得上礼乐呢?援仁入礼,以仁充礼,为孔子构建学说体系的最关键环节。
“恭”是对人的庄重和顺。孔子主张“居处恭”(《为政》),“貌思恭”(《季氏》)但反对过分做作的恭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因此,要做到恭,必须依礼而行。有若说:“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学而》)
“敬”是对人严肃、真诚,以礼相待。孔子主张敬父母,在孝养父母的同时要有敬,只养不敬不是真正的孝;敬上,赞扬子产“其事上也敬”(《公冶长》);敬友,赞扬晏子“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同上)。他自己也在行为上表现了以礼而行的恭敬,如“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乡党》)等等。
“情”这个字虽然孔子没有直接讲过,但从他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是主张行礼必须灌注以真情的。当他的学生宰我认为“三年之丧”时间太长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阳货》)把“三年之丧”的传统礼制精神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在祭祀中,他也一直强调一种虔敬之情,“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八佾》),而并不在乎鬼神的有无。
4.4如何实现以礼治国?孔子把“正名”作为起始。当他与学生游卫时,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子路有些不解,孔子接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这一主张要落实在政治上,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为此,在君臣关系上,他强调君臣之间要以礼相待,“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至于父子、兄弟、朋友之间,一句话,各种社会关系都要以礼为准则,甚至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孔子倡导的礼,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该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不能“自诸侯出”,更不能“陪臣执国命。”(《季氏》)由于法治与礼治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是有对立的,所以孔子站在维护礼治的立场上反对晋铸刑鼎,这说明孔子确实有保守倾向。
“中”和“庸”的观念在孔子以前已经有了,而“中庸”合称,成为一个基本范畴则始于孔子。《雍也》载: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里说了两层意思,一是说中庸是最高的品德修养和认识原则,二是说中庸之德起源很早,中断已久,在当时已经很罕见了。中庸与“允执其中”意思相同。“允执其中”见于《尧曰》,是尧留给舜的政治遗嘱的核心内容,这一点虽未必十分可靠(因尧、舜、禹本身的情形尚无定论),但执中是相当古老的思想无可怀疑,《尚书》、《诗经》某些篇章都明确地把“中”作为一个政治道德概念来使用。“中庸”也就是“用中”。
从《论语》有关记载可以看出,孔子把礼视为“中”,执中、用中是依存于礼的,执中即是执礼,中庸意即谨守礼制,不偏不倚,不激不随,恰当适中。《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治中也。”礼的基本作用是治中,中的最大社会意义就是守礼。
执中、中庸的观念与“仁”也有密切关系。孔子还以“射”来作比喻,说明“中庸”,认为“射”的“中”与“不中”的关键在自己主观方面,必须“反求诸其身”(《礼记·中庸》)己心正则己身正,己身正在则矢无不正,射无不中。这里谈“中”,谈怎样才能“中”,实际上已经揉进了“仁”的观念。换句话说,“执中”应是一种内在的修养,应成为君子的自觉追求,而内心的“执中”就是仁。“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礼记·射义》)正己好比仁,射中好比礼,仁是内在修养,礼是外在标准,仁是前提,礼是目的,二者之联结,便是中庸之道。
孔子对“中庸”原理的实际应用,是在极端中寻求平衡。求“中”之方,首在于通过考察事物对立双方的连接点来确定,一求双方在更高层次上的平衡。如孔子认识到当时社会贫富的对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里仁》)然而怎么来解决贫富之间的矛盾呢?他既不是简单地站在求富的立场,又不是简单地设法去贫,而是提出了一个“义”字,用“义”作为调整贫富矛盾的一个标准,对双方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寻求双方更高层次的统一。
其次,避免“过”与“不及”。“过”与“不及”是事物趋于极端的表现,必须通过“执中”来维持事物的平衡。因此,孔子提出要避免过与不及。子贡问师商两人,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师比商是否更好一点,孔子答:“过犹不及。”(《先进》)在政治行为上,更要避免过与不及。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泰伯》)
第三,不可则止。处理事情要注意分寸,不要使行动突破质的规定性。为此,孔子提出不可则止。如孔子主张进谏,但认为不必强谏,谏而不听,臣应适可而止或退以洁身。他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在止。”(《先进》)“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对于朋友也是一样,“忠告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
第四,无可无不可。在《论语·微子》中,孔子把自己同一些逸民进行比较。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连有些灵活性,“降志辱身矣”,但仍“言中论,行中虑,废中权”。这三类人有高低之分,各有自己的行动原则是“无可无不可”。朱注云:“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所谓无可无不可也。”#p#副标题#e#
“和同之辨”是当时思想家们思考和争论的一个话题。孔子之前已有史伯和晏婴关于“和”、“同”、“平”等概念的讨论。孔子继承了他们的思想,把“和同之辨”推进了一步,他首先就如何在处理社会关系来展开这一论题,“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群而不党”(《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卫灵公》),“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可见,孔子把“和而不同”已发展为一种普遍原则,其实质便是追求一种多样性的统一。
他还就君子独立人格的养成来探讨这一问题。如何才能“和而不同”呢?孔子认为关键在于造就君子人格,而君子人格的养成,必须从仁智两方面入手。因为惟其成为仁者,才可能勇于提出不同的意见,才能有宽容的心态去兼容不同的意见;也惟其成为智者,才能对事物有独到的见解,才能鉴别不同意见的不同价值。为此,孔子还特别提出“狂狷”人格来反对“乡愿”(《子路》),因为后者是典型的“同而和”者,而前者只是与君子尚有距离。
在社会政治思想中贯彻“和而不同”的原则。在政治上,孔子的主导思想是“为政以德”,但又主张恩威并施,德刑兼备,宽猛相济,认为这样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和”。在经济上,孔子从“保民”出发,抱着实现社会良好秩序的愿望,反对各国君主对百姓增加赋敛,过分压榨,提倡发展生产,节俭财用。在文化上,孔子以“和而不同”的观念整理西周礼月文化遗产,又广泛吸收、改造春秋时代各种学问、思想观念,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
孔子对“和”的标准问题十分关注,强调以“中”来建“和”。他是通过“和”与礼的关系来展开讨论的。在《学而》中,他的学生有子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辨异”,即区分贵贱尊卑社会等级。但是,如果过分强调礼的分别辨异功能,就可能使社会中各方面粘合力不强,容易产生一种结构性的离散。因此,很有必要引进一个平衡性原则,这就是有子是说“和为贵”。其实,在西周礼乐文明中“乐”作为一种和谐血缘情感,协调“礼”所涉及的各种关系的手段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礼乐的崩坏,在春秋礼治思潮中,孔子和他的学生把礼的功用直接加以拓展,提出了“和为贵”的命题。这一命题的首要意蕴是指礼的终极目的是要实现社会和谐。事实上,不仅是礼,仁也追求平衡和谐,以“和”为贵。《论语》中的“仁”是一个包容了人伦、道德、政治为一体,撮己、人、家、国为一贯的复杂多义的观念体系,但笼统地说不外乎两个层次,一是“仁者,人也”,即在各类社会关系中来把握并规定人的本质,并求得关系平衡基础上的社会和谐。二是“仁者,心也”,即“仁”是内在的品德,是主观的自觉修养状态,是内在心理和道德和谐、完善的最佳状态。
那么,如何实现“和”呢?《中庸》云: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尔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有用其中于民。”这里,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便是求“和”的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和”就是“中”。所以,正是在孔子这里,初步实现了“中”与“和”的融合,形成了“中和论”。到了《中庸》,把“中和论”推到本体论高度,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中是天下的本根状态,和是天下的最终归宿,达到中和是一切运动变化的根本目的,天地各得其所,万物顺利生长。
综上所述,通过对孔子思想体系构成的探讨,我们可以基本上把握孔子学说的主要内容和细节,全面、深刻地理解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由于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基本性质、功能,所以,对孔子思想体系的结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学思想体系的性质、功能,理解为什么孔子成为其后儒家学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为什么儒学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如此显赫而居中制衡,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并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如此巨大、持久、广泛的影响?今天,即使作为儒学存在的经济土壤、社会条件、政治制度已不复存在,而作为思想文化现象的儒学仍然引起中国乃至世界广泛的关注和浓烈的兴趣,儒学研究依然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这值得深思。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19-120页,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①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第3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②《王国维文集》(第三卷)第10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① 《十驾斋养新录》卷三,《天道》。
②《论语集解》卷九,《公冶长》。
②《论语集解》卷九,《公冶长》。
④《日知录》卷七,《夫子言性与天道》。
⑤《论语集解义疏》卷二,皇疏引。
① 彭林:《郭店楚简与〈礼记〉的年代》,《中国哲学》第21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② 李学勤先生认为郭店儒简是属于儒家《子思子》的,李学勤:《荆门郭店楚间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庞朴先生也认为儒简属思孟学派著作,是早期儒家心性学说的重要文献,补足了孔孟之间思想链条上的缺环,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③《孟子字义疏证·卷中天道》。
①《孟子字义疏证·序》。
②郭沂先生认为孔子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由礼学而仁学而易学,这三个阶段分别属于孔子的晚年、中年和晚年。这个说法有点机械,我认为,礼学仁学作为经验性很强的学问,孔子是终生都在进行理论思考和期待实践的,而与此同时孔子也就逐渐地体悟到了天道性命这些形而上层面的东西,只不过到了晚年他有时间深入地研读《周易》,一方面对自己过去体验的有了理论上的证明,另一方面也深化和定型了自己的认识。
③鞠曦:《易道元贞》第2-10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④朱翔飞:《孔子与<易传>——论儒家形而上学体系的建立》,《周易研究》,2002年第1期。
①章太炎:《国学讲演集》第6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②鞠曦:《易道元贞》第98-103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③朱熹《论语集注》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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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期是萌生规则意识和形成初步规则的重要时期,培养幼儿规则意识,要结合幼儿一日生活,建立常规,树立幼儿规则意识。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幼儿规则意识的培养策略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浅谈大班幼儿规则意识的培养策略
【摘 要】大班是幼儿从幼儿园到小学的重要时期,如何做好幼小衔接,对于帮助幼儿顺利的适应小学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就幼儿园大班孩子在执行规则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调查研究和详细的分析。并针对幼儿的年龄特点有针对性的进行了积极指导,培养幼儿“遵守规则”,学会自律,促进其社会性发展。以便帮助幼儿以后能顺利的适应小学生活。
【关键词】幼小衔接;大班幼儿;规则意识
俗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良好的规则是一切活动顺利开展的保障。从小培养幼儿具有规则意识、是塑造现代人的重要内容,更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大班正处于幼儿园和小学的过渡时期,培养幼儿从小树立规则意识是做好幼小衔接工作的重要内容,因此规则意识和习惯的养成在大班时期甚为关键。
通过对我们大班43名幼儿的规则意识及执行规则的能力行为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幼儿的规则意识差异很大,有些幼儿能够很好的遵守各项规则,而有些孩子却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在43位幼儿中课堂上要求如厕的幼儿有11位,占总数的26%,在游戏中不能自觉遵守游戏规则的幼儿占35%;喝水、如厕、洗手不按顺序排队的幼儿占21%,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习任务的幼儿占44%。大班的幼儿已有初步的规则意识,但执行能力不强,需要成人的督促;自律开始萌芽但还没有完全内化;在等待游戏时缺乏耐心;学习中以插嘴,不容易控制自己的言行等。这些结果充分表明我班幼儿十分缺乏规则的意识,执行规则能力较差。这些幼儿大多不会正确的与同伴相处,不遵守活动规则,处处以自我为中心,行为自由。由此造成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不良的心理和行为,而这一切对幼儿的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及自控能力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如何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呢,在实践中,我做了以下尝试,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效果。具体做法如下:
一、让孩子了解遵守规则的重要性,感受遵守规则的好处和乐趣,体验违规的后果
良好的规则是一切活动的保障。只有幼儿认识到遵守规则的重要性才能让幼儿主动遵守规则。我们会通过一些社会实践活动让幼儿体会遵守规则的重要。如:我们常常带幼儿去超市购物让幼儿体会购物需付钱,付钱时要有序排队;如:引导幼儿观看有关交通规则的碟片,让幼儿了解遵守规则可以保障人的安全,而违反交通规则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使人受伤或死亡。用这些丰富的教育方法让幼儿了解到遵守规则的重要性。
除了要让幼儿了解遵守规则的重要,还要让幼儿感受遵守规则的好处和乐趣。孩子在遵守规则时不应感到有压迫、不愉快或是难以忍受。因此,我们首先要为幼儿提供一个充足、合理、适当的空间和大量丰富的材料,使每一个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和活动内容,避免不必要的争执与冲突。孩子毕竟是孩子,年龄小,能力有限,难免会和同伴发生冲突、违反活动规则。这时,我们就应该努力让孩子了解违规的后果,并让其承担一定的责任。
如:在游戏时,有些孩子自控能力弱,常出现违反游戏规则的情况。针对这个问题,我组织幼儿讨论“如果小朋友在游戏时不遵守规则,应该怎么办?”通过讨论,孩子们一致决定,如果谁在游戏时违规了,那就停止游戏3次。为了让自己有更多参与游戏的机会,孩子们违反规则的现象越来越少。同时对于那些能自觉遵守规则的幼儿教师要及时给予鼓励和肯定,巩固幼儿遵守规则的行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班上树立榜样,号召幼儿向榜样学习,让榜样带动全班幼儿自觉遵守规则。比教师一味批评违规的幼儿,教育效果要好得多。
二、在活动前讲规则
有的教师在活动之前不向幼儿提出任何要求,活动中发现问题时才强调规则,或者当发现出了问题时,怒气冲冲责问幼儿。此时幼儿的注意力已经不集中了,不会认真听老师的话。其实这样对孩子是不公平的,因为事先老师并没有告诉他们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我们只有在活动前提出要求,让孩子了解活动规则,孩子才可能在活动中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自觉遵受规则。
三、幼儿参与制定规则
只有在幼儿参与下建立的规则要求才是适合幼儿需要的规则,才能真正被其接受。在不同的活动之前我会组织幼儿通过讨论修订自己制定适合的规则,这时孩子们会非常自觉的遵守规则。
四、在教学活动中强化幼儿的规则意识
教学活动是幼儿获得知识、情感、技能的重要途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故事、儿歌和文学作品引导幼儿自觉遵守规则。在教学活动中不断增强幼儿的规则意识。如:为了让幼儿能在活动中有序的排队,我利用解放军这一幼儿崇拜的人物教育孩子向他们学习。在音乐活动《解放军进行曲》中通过引导幼儿欣赏音乐,观看国庆解放军大阅兵和军方军训练、生活的一些视频情景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幼儿向解放军学习,自觉遵守活动规则。为了让幼儿能轻拿轻放小凳子,我向幼儿讲述了“小凳子为什么哭了”的故事,以此来教育幼儿轻拿轻放小凳子。在教育幼儿遵守交通规则时,我们通过请幼儿进行情景表演过马路和学习儿歌“红绿灯”来让幼儿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五、在游戏中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
规则的建立不是靠说教和硬性规定就可以做到,重要的是培养,而游戏是最好的途径和手段。幼儿园的游戏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规则游戏一类是创造性的游戏。规则游戏对幼儿来说,蕴涵着丰富的学习机会。
我们可以通过设置上下课铃声的游戏活动,模仿小学生的课间生活。每次活动前敲响小铃。幼儿听到铃声后知道要上课了,就会自觉的回到座位旁就座,等待老师来上课……当下课的铃声响起时,幼儿则离开座位自由活动。通过这样的活动使幼儿在头脑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有利于帮助幼儿提早适应小学的活动常规,增强幼儿的规则意识。再次,教师要帮助幼儿掌握游戏的玩法和规则,教师讲解力求生动简明。游戏规则应灵活,如果幼儿要求并且他们都同意改变游戏规则时,应当允许幼儿改变规则。
六、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做好幼儿的榜样
幼儿园大班的孩子模仿能力很强,教师的穿衣打扮,行为、不自觉的小动作甚至说话的语气都会成为幼儿模仿的内容。教师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到全班的幼儿,所以要提高幼儿的规则意识,教师首先要有较强的规则意识,以身作则。这样才能给幼儿做好榜样,一条规则的实施才能落到实处。同时,主配班教师的要求也应该一致。这样才能让幼儿更明确的遵守规则。如果两位老师要求不一致,班主任说这样做,配班教师说那样做,便会让幼儿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听谁的,规则意识自然无从培养起了。
通过大班一年有计划有目的的教育引导,现在我们班大多数的孩子已能有意识的约束自己,自觉遵守规则,极少数自控能力差的幼儿也能在同伴的影响和老师的提示下遵守规则执行规则的能力得到了提升。实践证明,我们只有通过适当的方法引导幼儿,在主观上让幼儿认识到遵守规则的重要性,产生遵守规则的内在动机和愿望,使幼儿的规则意识和遵守规则的行为更加稳定、自觉;在客观上建立合理的规则,使幼儿的遵守规则行为更加规范、有序,才能让幼儿最终自觉遵守规则。使我们的孩子能顺利适应小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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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思想,是我国哲学的一块瑰宝。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儒家思想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思想,儒家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具有丰富的养生理论和方法。
关键词:儒家;养生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儒家蕴涵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与生存方式。儒家以人的实际生活为起点,对有关人的生活与活动给予高度重视,构建了自己独特的以注重现实生活和精神享受为特色的人生哲学。
一、儒家养生观
养生,古代中国人称为“摄生”、“保生”、“卫生”等,其含义就是通过各种形式摄养身心、增强体质、防病祛病,以达到延年益寿、终其天年的理论和方法。 儒家养生观的内容是非常丰富而深刻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阴阳和谐。阴阳和谐是中国养生理论的精髓,儒家经典《周易》最早运用阴阳学说,系统地解释了宇宙和人的起源与变化,该书曰:“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传》)。又具体描绘了宇宙万物的产生过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谓“太极”,又称“大一”,指宇宙本体。所谓“两仪”,即指阴阳,两者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转化:阳生阴,阴生阳,变化无穷。 该书运用阴阳学说来阐述养生之道,提出 “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只有掌握了阴阳辨证的原则,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内经》与《周易》,虽分属医学与哲学不同学科,但两者共同以阴阳变化理论为基础,终于殊途同归,留下了“医易相通”的佳话,说明中国哲学本身具有与医学融会贯通的传统。
第二,修身养性。古代中国人认为:养生的首要在于养性,其次才是养形。这里的“性”,可理解为性情、性格、品格、素质等精神方面的概念,区别于形体、营养、环境等物质方面的概念。所谓养性,就是顺从自然法则、调摄精神、培养美德、保持心理的平衡,从而减少或避免疾病的发生,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第三,道德养生。儒家养生的核心是“仁者寿”。孔子曰:“知者乐,仁者寿”。孔子提出“仁者寿”的观点,要比《黄帝内经》早几百年。孔子认为,养生要从养德开始,要修身以发扬人的善性,清除心理上的障碍,取得心理上的平衡。 颜子向孔子请教:“何为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子又问“仁”的纲目,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这里,以“礼”作为准绳,克己制欲,杜绝妄念,追求道德健康。
二、儒家养生术
儒家养生的主要特色与实质,是注重一个人精神层面的“修身养性”,高度重视精神修养在养生活动中的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实为中国养生保健理论之精髓。儒家养生思想不仅论述精辟、深刻,而且提出了具体的养生术,使养生理论与实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中国人的养生实践与中国养生历史的发展中起了主导作用。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以下几种养生术:
第一,心理养生。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这是告诉人们,他在精神生活方面得到了很大的乐趣。历代儒家津津乐道的所谓“孔颜乐处”,就是对这种精神生活的赞美。颜回虽然“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他却“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精神上很富有,能在穷困中领悟到人生的乐趣。 孔子还认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一个仁德的人,无非份的妄想,所以心地平坦、宽广、豁达;而无仁德的小人,只考虑个人的私利,患得患失,心中充满了忧愁。
第二,读书养生。孔子认为:“知者乐”,他一生编述“六经”,开创“六艺”,以读书为乐,晚年读《易经》曾“韦编三绝”,既从书中体味到人生的价值,又省悟到《易经》中“盈虚损益”的养生道理。孔子常教育弟子读书学习要“发愤忘食”,自己读书也达到了“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境界。
三、修身养生
儒家养生重在修身,其修身思想是同其入世精神紧密相结合的。《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是儒家实践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宋儒又多吸收医学养生法,使儒医兼通,逐步形成了儒家系统的养生流派。儒家养生主要在于修身,其修身方法有以下几种:
其一,内省正心法。内省正心法是儒家修身的首要方法。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特别强调在“内省”上下功夫。《中庸》和《大学》里提出的“慎独”就是内向的思想修养功夫,意思是说,时时、处处、事事检点自己的思想、情绪、行为是否合于“正心”、“诚意”的要求。不仅无事时要内省,做事时也要如此。通过自省“不忘其仁”,而达到忠恕、执中、尽心、知性、知天,进而达到“存其心、养其性”,以事天、立命的一整套修身方法。就实质而言,和佛家的戒、定颇有相似之处。佛家以戒律来定心,儒家的“慎独”是按儒家准则来进行内省的清心方式,可谓异曲同工。
其二,止定清静法。儒家主张“以礼制心”,要做到“常应清静”的高级境界。欲达此境界需加止念功夫。《大学》指出:“止于至善”。并进一步论述说:“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可见儒家通过止而达到“定”和“静”。儒家的止,不同于佛、道。佛家止于境(心住一境),道家止于身,而儒家止于“仁”,止于“礼”,即要以礼制心。《大学》指出:“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为国人交止于信。”
其三,平平常常静坐法。儒学自孔子传至宋代周敦颐时,吸收了佛道两家思想,开创了理学一派,并根据太极图、《易经》之理,提出了主静的思想,至程颢、程颐继承并发展了周的学说,至朱熹而大成,由理论上的主静而发展到行动上的静坐,并提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治学、修养方法。直至明代高攀龙根据朱熹理论,并参考佛道两家之长,总结出了一套儒家静坐方法,即:“平平常常静坐法”。此静坐方法如高攀龙所说:“静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默静坐,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过,即性体也,以其清静不容一物,故谓之平常。乃天理自然,须在人各自体贴出,方是自得。静中妄念强除不得,直体既显,妄念自息,昏气亦强除不得,妄念既净,昏气自清,只体认本性原来本色。 儒家静坐法,虽不如佛、道两家专门静坐修持的法门博大精深,但不失其纯正、不易出偏,可无师自通,便于修持,见效明显,可称之为“大众静坐法”。
当然,从当代科学角度来看,儒家养生思想具有诸如不严密、不科学等缺点,但从人类养生的基本方向和当代世界保健事业的发展来看,它毕竟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和趋势,对中国人的养生实践和人类保健事业的发展已经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指出:“中国人有一种几乎是愉快的哲学,他们的哲学气质的最好证据,是可以在这种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里找到的。” 儒家哲学仍然会一如过去几千年之悠久历史,向每一个注重养生、渴望健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发出愉快的微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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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控制和管理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获得良好效益的基本途径,它贯穿于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的整个过程中。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企业成本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1煤炭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1煤炭企业成本居高难下
当前煤炭企业成本的现状就是成本居高难下。在煤炭形势乐观的时候,企业并不注意各项费用的发生。而现在迫于形势,成本需要下降,在惯性的驱动下,这是很难做到的。加之错综复杂的地质条件、断层构造等导致现场生产条件变得越来越差,造成材料和设备在使用过程中的耗损率较高,使用寿命缩短,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费用来维持生产。多重原因导致成本居高难下。
1.2成本管理观念落后,管理组织薄弱
一方面,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习惯上认为成本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的职责,而各车间、各班组的职工只是肩负着生产的任务,只要保证煤炭的质量和产量就足够了,对于成本和效益很少关心。对于哪些成本应该控制,应该怎样控制无心考虑,成本意识相当淡薄。另一方面,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综合素质偏低,缺乏先进的成本管理理念。想要搞好成本管理工作,首先要提高经营管理者的素质。建立一个学习型管理组织,倡导全员学习,共同进步,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经营管理团队。
1.3煤炭企业成本管理制度不完善
很多煤炭企业都制定了适应本企业成本管理的规章制度,但是并没有注意到相应的成本绩效考核以及激励机制的健全和完善。缺少了这一环节,就很难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成本管理部门各自为战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煤炭企业在进行成本控制时,一般只强调相应的财务、供应以及调度等几个主要部门的工作,而忽视了部门之间的协作,尚未形成相应的上下联动机制和系统的管理意识。其相应的管理范围也比较固化,一般只注重于煤炭生产现场的成本管理,而忽视了煤炭经营以及存储等各方面的管理工作,这样不利于煤炭企业整体成本控制的顺利进行。
2煤炭企业成本管理的有效措施
2.1结合企业实际,形成全面成本管理体系
企业要转变过去的部分单位、少数人员抓成本的做法,提倡全员参加、全方位成本管理的思维,真正做到“千斤重担众人担,人人肩上有指标”。逐步提高员工的成本管理意识,使各级员工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到成本管理中来,正确处理好成本与安全、技术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将经济性与技术性有效地结合起来。此外,企业应划小核算单位,促进各单位转变管理思维,实施基层区队经营实体管理,激发基层区队经营活力。通过内部机制改革,最大限度将成本费用指标落实到区队、班组和个人,充分挖掘生产过程中降本的潜力。全面成本管理要求对煤炭生产过程中产生成本的全过程进行管理。首先要结合企业实际,制定出企业成本管理的战略目标。对目标成本进行分解,制定各类资源的消耗定额,确定成本目标。其次,划分增值与非增值作业,属于非增值作业的,考虑是否可以消除,以此来控制和降低成本。最后,将实际作业成本与标准作业成本进行对比,找出差异,进而找出是否存在浪费现象以及是否存在改进的可能。事后要判明责任,编制业绩报告,对成本控制的成果进行全面分析、评价,并据以进行奖惩,以此来巩固成本控制的业绩。
2.2突出重点,创新思维,科学节支降耗
对煤炭企业来说,影响成本的因素很多。方方面面抓成本是应该的,但是一定要处理好“抓西瓜”与“捡芝麻”之间的关系,加强重点管理。
(1)要严把采购关。对于材料的采购,特别是主要设备配件和一些大型的材料,要从严控制。以生产需要为尺度,合理储备,提高利用率,实现降低储备资金就是增加效益的表现。
(2)要严把投入关。以“集约经营”的新观念替代“生产需要就投入”的旧观念,各种生产材料在投入之前要先进行预算,对支护设备、大型材料的投入要从严控制。选择合理的生产方式,不断消灭高耗能设备,探索节约能源的新途径。
(3)企业还应实施物资利用创新工程。在煤炭生产过程中,除火药和雷管是一次性的消耗外,能够回收复用的材料很多,复用潜力很大。井下闲置材料较为普遍。如果能够合理复用这些资源,将是很大的节约。根据企业现有的技术能力和加工条件,努力进行自制加工,并制定优惠政策来鼓励这种自制加工。我们还要打破传统的成本控制方式,建立成本管理系统,使之成为一个通过计算机系统来完成成本控制过程的现代化管理体系。成本控制过程通过成本信息的不断输入输出,经过反馈后再次输入的循环过程,以达到高效、及时、全面的成本管理的目的。可以开发成本控制信息软件,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科学的预测方法来完成整个成本控制。
3结语
近年来,煤炭企业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增速放缓,大多煤炭企业都背负着债务压力、成本居高难下和库存增加三座大山。煤炭企业持续低迷,收入和利润大幅下滑。我们必须打破传统的成本核算和管理模式,以管控成本为导向,对企业的管理系统进行优化,改善经营管理理念,以此来获得长期的竞争优势,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增添实力。
一、企业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成本核算方法落后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企业成本核算方法已经越来越无法满足现在企业成本管理的要求。当今的市场经济发展下,不少企业生产力呈现爆炸式的发展态势,甚至有部分企业内部已经实现了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模式,生产产品日益繁多,而操作人数减少,在这种高度自动化生产过程中。而另一方面于高度自动化有关的机器折旧费,维修费用等需要计入不同产品的间接费用大增加。这种形式下,我国大部分企业仍旧采用传统的,老旧的企业成本核算方法,企业的生产管理和日常运行管理还比较落后。整体而言我国的企业成本核算方法是落后的。
(二)成本管理人才缺乏
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企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和企业发展也对企业的成本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部分的企业并非缺乏企业成本管理人员,真正缺乏的是企业成本管理的专业化人才。一方面部分企业成本管理人员呈现老龄化以及文化程度低的现象,而这大多是由于企业发展过快情况下人才配置未曾跟上造成的。另一方面企业管理层出现任人唯亲的现象,将不具备成本管理的人员安排到成本管理的职位上,造成企业成本管理效率低下,阻碍企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有些企业不注重企业成本管理人才的保护,以至于成本管理的专业化人才流失,从而导致企业的成本管理陷入困局。
(三)成本控制和考核不到位
目前我国企业成本管理基础薄弱,缺乏一套完整的成本管理制度。很多企业缺乏科学的,实际的成本计划,成本预算。此外企业的考核制度不完善,一般企业只是进行企业内部考核,并没有将考核和市场联系起来。考核制度仅仅下到车间一层,并没有精确到个人。
二、基于低碳经济下加强企业成本管理的对策
(一)采用先进的作业成本法
作业成本法是对传统成本会计系统的一种替代方法。作业成本法作为一种成本会计模型,作业管理可以帮助管理人员很容易地发现价值是如何实现最大化的,企业业绩是如何被提高的。其核算对象是作业,而原则是产出量的多少决定决定作业的耗用量。采用成本作业法就能科学的反映出产品所耗用的成本,从而达到企业成本管理的要求。
(二)培养企业成本管理专业人才,实行人才战略
术业有专攻,企业应该高度关注成本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发掘,从技术领域实现企业成本的降低。可以依托高校等载体,紧密跟踪低碳技术的发展趋势,培养属于企业自身的成本管理人才,同时要防止人才外流,注重保护。另一方面建立人才引进措施,吸引国外的人才加入企业的生产、运行、管理中来。
(三)建立低碳技术支撑体系控制成本,优化考核
随着经济模式的转变,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生态技术创新来防止污染,减少废弃物排放,采用低碳技术最大化的节约资源,加强资源的循环利用,从而控制成本下降。因此企业要建立起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务评价体系,进行绿色财务核算,编制绿色年报,设立低碳财务指标,达到控制企业成本管理的要求,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实现企业自身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三、结束语
目前我国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难题,而低碳经济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切实有效的方式。我们需要在整顿环境问题的同时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如何才能谋求这一共赢局面的存在?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通过企业成本管理的创新,降低企业成本,获取利益,从而取得企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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